看着早期洞穴壁画中的狩猎场景,我们或许会倾向于认为,祖先唯一的追求是征服自然。他们所处的环境无疑充满敌意,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也真实得令人胆寒。然而,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远比这复杂得多。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便是一种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相互依存感与敬畏之情。
追溯到启蒙时代,我们被告知,人类是自然的主宰。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人类自诩的主宰地位给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破坏。其中一点是,它使除 homo sapiens 以外的其他物种的灭绝速度最高加快了1,000倍,而人类自身的数量却在稳步攀升。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自然的主宰?远非如此。即便在今天,我们对周围生命多样性的认识,或许也只比石器时代的人类对计算机技术的熟悉程度略深一些。
我们对大自然维系地球生命的复杂方式,几乎只是浅尝辄止。例如,今天我们对月球表面的了解,比对地球海洋深处的了解还要多。这是一个令人谦卑的认识。它也是环境管理理念的基础,而这一理念同样自人类诞生之初便已存在。
然而,对不同的人而言,环境管理的含义各不相同。对原住民而言,它可能意味着照料他们所居住、并作为其生计来源的森林。对游牧牧民而言,它可能意味着以一种不会耗竭脆弱干旱土壤、也不会加剧本已稀缺的水资源争夺的方式管理牲畜。
对矿业公司而言,它可能体现在选址方式上;对银行而言,体现在如何投资股东的资金上;对政府而言,体现在所制定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上。最后,对个人而言,则取决于我们作为选民、消费者或父母所做的选择。
所有这些环境管理决策都基于若干考量,其中主要是经济因素。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一旦面临严峻的经济或政治现实,环境管理往往被视为“锦上添花”,而非“必不可少”。
正如我们屡次听到的那样,只要环境管理不影响企业的盈亏、政治人物的民意支持率或家庭的银行存款,它便一切都好。2014年,我们仍大体处于这一境况——距离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千年发展目标(MDGs)框架下商定的、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最后期限仅剩一年。
我们目前正着手制定一套新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其时限将延续至2015年之后。显然,环境管理必须成为这些目标的核心。我们如何确保这一次它真正得到落实?
过去几年间,政界、商界和民间社会的一些领导者勇于突破自身舒适区,我们因此看到了一些积极举措。商界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B Team,该组织推动一项十步计划,使人、地球与利润并重。
另一项重要变化涉及在国家和国际决策中如何定位环境问题。过去四十年间,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环境部,我们曾为此自我庆贺,认为环境问题已有人负责。然而实际上,在内阁中,环境往往是最微弱的声音之一。
包括哥伦比亚、法国、蒙古和挪威在内的少数国家已将环境与发展职能合并,这是将环境置于经济决策核心的大胆举措,而这正是环境应有的位置。
回到SGDs这一话题,我们必须确保环境管理贯穿于消除贫困、健康、粮食安全及其他关键议题的讨论之中。我们应将自然视为无须畏惧或征服的对象,而是解决当代某些最重大挑战的盟友。
最后,我们都需要认识到,环境管理并非少数怪人的爱好,每个人作为个体都能够、也必须践行它。引用20世纪杰出科学家、著名BBC纪录片系列《 The Ascent of Man》主持人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的一句话:“人类不是靠暴力,而是靠理解来驾驭自然。”
或许,这正是环境管理的精髓所在。
Julia Marton-Lefèvre 现任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总干事 ,并担任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分论坛“停下来思考:环境管理”的小组嘉宾。
图片:一只孟加拉虎在新德里动物园的池塘中行走。REUTERS/Kamal Kish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