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影响，其中两项尤为相关的后续问题。
第一是政府预算约束。传统上，政府的职能是满足民众的需求。对许多人而言，这一直是政府的职责和存在的理由。金融危机颠覆了这一范式，因为政府新收紧的预算大大限制了其继续满足医疗、住房、信贷、教育、食品等需求的能力。
第二是，危机向我们提供了清晰、明确的证据，表明我们需要变革。要实现所需的变革，我们需要寻找新模式。而寻找新模式意味着一件事：我们需要创新。
社会创新同时应对这两个问题。社会创新的“使命”（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探索市场解决方案，并最终创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商业模式。以低收入住房为例。社会创新不是政府开支票的传统做法，而是创建新商业模式的过程，以促进低收入家庭获得住房。这一方式借助企业家以可持续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力与创新，降低了对政府预算的要求。
这一方式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伴随着风险。这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形成了一项重大挑战，该时代变得更加厌恶风险。要打破这一障碍，政府大有可为。政府需要为私人投资者、慈善基金会和民间社会行动者创造合适的激励，使其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我认为政府不应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此类结构会产生扭曲的激励。但政府 可以 做的是提高投资者的潜在回报。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是投资者视角下失衡的部分：当感知风险较高时，只有在潜在回报也较高时，投资者才会愿意投资。问题在于，由于这些创新商业模式服务的是低收入社区，投资者不相信其潜在回报能够很高。
政府可以借鉴以色列政府的做法，以激励投资者投资风险投资。当时风险投资被视为风险极高且尚无已证实的财务回报。在Yozma投资计划下，政府与私人投资者共同出资，投资者得以分享政府所投资金的上行收益。这一额外激励提高了投资者的潜在回报，从而平衡了其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在这一新的平衡下，投资者随后愿意投资。
每位投资者都在寻找能够进入需求庞大的大市场的项目。金字塔底层正是如此：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在教育、医疗、住房、卫生设施等方面存在巨大且未被满足的需求——凡此种种。对创新方法的需求十分迫切，回报潜力也确实存在。我们缺少的是愿意在当前风险-回报框架下承担开发此类创新风险的投资者。但如果我们能通过提高投资者的潜在回报而打开其视野，我们将为资本市场大规模资助社会创新打开闸门。
作者：Álvaro Rodríguez Arregui是墨西哥IGNIA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Social Innovation 成员，并担任昨日的 Social Innovation Summit的联合主席。
图片：阿根廷Ciudad del Este街头的人群 REUTERS/Jorge Ador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