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雷斯·埃文斯曾于1988年至1996年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并于2000年至2009年担任国际危机组织主席,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
堪培拉消息——如果我们曾期待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和平,那么2012年并未带来这一结果。叙利亚的冲突愈发血腥,阿富汗战事持续僵持,西非、中非和东非时有爆发。缅甸(缅甸联邦)、南亚以及中东各地接连发生多起种族、宗派和政治动机引发的暴力事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对峙也不断升级。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然而,许多人担心的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爆发并未发生。强有力的国际压力迅速遏制了第二次加沙战争。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终于达成了期盼已久的和平协议。缅甸在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和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没有再次发生重大的种族灭绝灾难。此外,尽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僵局,但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明确表示,它们仍然压倒性地接受保护那些面临大规模暴行罪风险人群的责任。
一如既往,媒体每天关注的都是当下的流血事件,这掩盖了更大的故事:过去二十年间,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战争和大规模暴力事件已变得 少得多 ,致命性也大为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高峰期之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重大冲突数量、种族灭绝及其他大规模暴行的数量,以及由此导致的 死亡人数 ,都下降了超过50%。
这一“新和平”现象最初由安德鲁·麦克的 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提出, 并得到了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出色数据库的支持。哈佛大学的史蒂文·平克在其开创性著作 《人性中的良善天使》中,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待——不仅是1945年以来主要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更重要的是,人类对暴力的欲望在数百年间呈现出稳步下降的模式。
此前为驳斥这一分析所做的诸多努力(例如,由 约翰·阿奎拉在 《外交政策》 上近期发表的文章) 并未具有说服力。诚然,自2004年以来,统计学家(如果不是人文学者)所称的“小规模武装冲突”确有回升。但就“高强度”冲突或战争(定义为一年内造成1000人或以上战斗死亡)而言,其趋势线明确无误地持续下行。与战争相关的平民死亡人数同样如此。
对于这一现象,解释各不相同。就冷战后的新和平而言,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很简单:过去十五年左右,冲突预防、冲突管理、谈判式和平缔造以及冲突后和平建设活动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由备受诟病的联合国牵头推动。
对于“长期和平”,最耐人寻味的解释——我认为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尽管许多人可能持不同意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主要大国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规范转变。在见证了上个世纪的浩劫之后,他们不再认为战争,尤其是侵略性核战争,具有任何美德、崇高性或实用价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因意外、误判、系统故障或蓄意破坏而陷入战争,或发生核交火;但它极大地降低了这种风险。
在未来几年,这一论断面临的最大考验将是中国和美国如何应对两国相对经济实力、并最终是军事实力正在发生的剧烈转变。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成功连任,让人有理由希望美国将通过相互迁就合作的政策为中国留出一定的战略空间,而非坚持主导或首位地位。但中国在新一届领导层之下将如何行事?
在近期发表的一场深思熟虑的 布鲁金斯学会演讲 中,澳大利亚前总理、精通普通话的凯文·拉德在华盛顿特区描述了未来十年中国可能面临的外部情景。这些情景涵盖范围很广:从积极推行零和权力政治,旨在主导本地区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到与美国及亚洲其他伙伴开展战略接触,以维护和增强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拉德在指出各国应审慎应对最坏情景的同时明确表示,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只要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保持合作接触的政策,即将上任的习近平主席及其团队将选择非对抗的道路。
在这一背景下,乐观是明智的判断,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是如此。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表明,发动侵略性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已经走到了尽头。多年来,各国领导人已几乎穷尽了大多数替代方案,并开始内化合作的价值。
此外,正如在生活本身中一样,在外交政策中,人们的观念会自我强化,也会自我实现。悲观主义者认为,某种形式的冲突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国际关系的处理采取高度警惕和竞争性的态度。对乐观主义者而言,重要的是相信并培育合作的本能,怀着这样的希望与期待:善良的人类价值观终将占据上风。如果我们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必须首先相信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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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一只鸽子栖息在意大利朝圣小镇阿西西的一座屋顶上。REUTERS/Giampiero Sposito(意大利 – 标签:宗教 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