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续探索

经济增长的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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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议程展望2013 汇聚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威廉·R·伯克利经济与商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以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军。KLTI Advisors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卡尔布(Scott Kalb)主持了讨论。

问:发达国家在生产率提升方面的空间是否已经到了尽头?

傅军: 在我看来,发达经济体似乎已经耗尽了“工业化”这一历史时期的潜力。除工业化之外,我并不相信发达世界还存在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来源。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信息技术和服务型产业的美好故事。如果采用信息技术,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可能会,但程度如何?尽管进行了各种研究,我们对此仍没有确切答案。对于投资银行、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服务型企业,如果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产,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可能会,但同样地,程度如何?回过头来看,这些故事所宣称的效率提升被夸大了。

但我确实看到,在工业化之外,发达国家还存在其他增长来源。如果它们经历一个再工业化过程,生产更具绿色导向的产品,这可能成为一个显著的额外增长来源。
然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调整金融部门,使其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这是一个兼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棘手政策问题。目前所实行的公共政策能否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实现绿色导向的再工业化,仍有待商榷。

再谈技术进步,这一点我们应当谨慎对待,它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的分配影响。如果我们拥有一整套机器人技术来取代人力劳动,那么对收入再分配会有什么影响?一种情景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扭曲供需关系并导致产能过剩。如果全球范围内供给侧与需求侧出现错配,那对全球经济来说就不是好事。

迈克尔·斯宾塞: 我们没有人确切知道未来的增长将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在1980年坐在这里,尽管互联网已经存在,却没有人预料到它将产生的巨大影响。发达国家长期创新和生产率推动的增长率,按实际计算大约为2%至2.5%,而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数字会下降。

当我审视美国经济时,我们拥有纳米技术,拥有能力强得多的机器人,还有人们有时所说的3D打印技术;尽管它可能带来重大的环境影响,我们也通过页岩气和石油获得了改变格局的能源增量。因此,仅就美国经济而言,我认为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会有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远未耗尽生产率追赶的潜力,因此,对它们自身以及其他所有国家而言,这都是一个良好的增长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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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发展中世界的增长会不均衡吗?

迈克尔·斯宾塞: 世界银行估计,在未来5至10年内,中国可能向较早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约8500万至1亿个就业岗位,而这些岗位将被更高附加值的活动所取代。对于较早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百年一遇的机遇,因为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说(无论对错)自己无法与中国竞争。如今,中国正像此前的韩国一样迈向新阶段,这正是它们的机会。

傅军: 直到最近,中国的增长战略一直依靠三大驱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随着世界经济放缓,出口已不再是选项,因此只剩下投资和消费。投资的问题在于,其中很大比例仍由政府而非私营部门完成,而政府长期向体系注入大量财政资金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剩下的就是消费。为维持增长,中国必须提振私人消费。

如果着眼于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增长潜力,前景似乎很清晰。只要中国持续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其潜力就十分巨大。然而,需求侧的前景则不那么清晰。在缺乏强劲出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向前发展,国内就必须使供给侧增长潜力与需求侧增长潜力保持合理匹配。除非中国成功实现这一点,否则经济将陷入困境。

问:国家在促进增长方面应发挥怎样的适当作用?

傅军: 增长的最终来源是技术进步。因此,如果你处于人类知识的前沿,可能需要给予市场更大作用,因为没有人能预先知道下一步的正确举措是什么。但如果你落后于这一前沿,并处于追赶的博弈之中,那么给予政府更大作用可能更为合理。落后至少让人有方向感。话虽如此,即使在新兴市场,我们也需要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比例。如果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希望在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继续缩小差距,那么面向市场的改革仍将非常重要。

迈克尔·斯宾塞: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互联日益紧密的世界里,其互联程度远远超前于监管治理结构。它看起来并且感觉上具有潜在的波动性。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都是拥有资源和能力来应对冲击的政府:在需求冲击发生时提供过渡性需求,在需要结构性变革时大力投资。

我完全同意傅军的观点:在一个需要数十年才能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国家里,政府的作用一直在变化。我也认为,发达经济体需要就以下问题展开认真讨论:在一个冲击频发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应当更加重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这一话题很容易变得意识形态化。如果推行大幅扩张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的政策,就有可能管理不当,并开始干预经济。我认为,关于如何兼得两者之长,这里有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值得展开。

问:各国领导人应在2013年及以后警惕哪些系统性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 第一是欧洲:欧盟是一个有缺陷的结构,而它们尚未修复这一问题。第二是美国,因为政府分立,这会让人们感到不安。第三是中国。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该国内部正就正确的发展模式展开辩论,其中涉及强大的既得利益。我并不悲观,但存在这样一种情景:错误的人掌握了改革议程,改革随之停滞。而在中国目前的增长阶段,这将立即导致经济崩溃。

傅军: 在中国,当前体制介于计划与市场之间,可能助长腐败;腐败又会引发社会和政治紧张,并给经济发展增添更多复杂性。如果政治权力垄断生产要素,同时仅在商品和服务领域利用市场,而且只有部分人能同时进入这两个环节,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制度逻辑,推动贫富差距扩大。这些对财富分配的负面影响最终将导致国内消费疲软。中国必须继续推进面向市场的改革,包括法治建设,这样才更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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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男子在建筑工地工作 REUTERS/Nguyen Huy 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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