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常常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人质，而非塑造者。世界很少见到改变历史的举措，例如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华，或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
这就是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为何会持续如此之久。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付出政治代价，承认失败并恢复与这个岛国的外交关系。但随着任期进入最后阶段，巴拉克·奥巴马似乎已摆脱了这些束缚。
美国总统只有直面强大的游说团体，才能挑战政治束缚。吉米·卡特总统成功斡旋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并大胆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家园”（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犹太人声音和组织置若罔闻。同样，若非乔治·H·W·布什总统愿意对抗他所称的由“国会山上千名游说人士”组成的“某些强大政治势力”，他就不可能迫使顽固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于1991年10月参加马德里和平会议。
奥巴马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反对并不陌生。但随着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他似乎终于认识到，要确立自己的政治遗产，不仅要克服利益集团，还要打破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构。他如今因与中国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以及备受争议的非法移民大赦计划，而与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陷入对峙。
同样，如果奥巴马仍希望被铭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两国方案的拯救者，接下来就必须直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此举将有别于他总统任期早期的做法：当时他试图促成协议，却未能对抗AIPAC。或许，他改变美国古巴政策的努力——这意味着挑战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兄弟劳尔统治的高度严密游说团体——将展现一条可行之路。
与此同时，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可能带来深远益处。在整个拉丁美洲，对美国的冷战时期怨愤很可能会消退，美国的地位也可能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尤其是委内瑞拉等国得到改善。委内瑞拉一直是古巴的意识形态卫星国，也是卡斯特罗政权的主要经济命脉。事实上，油价下跌使委内瑞拉濒临破产，它继续走反美路线将难以为继；而卡斯特罗兄弟自己也已与“美国佬”修好。
引人注目的是，拉丁美洲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叛乱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美国与古巴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后仅数小时，便宣布单方面停火。过去两年里，古巴一直在美国全力支持下，主办FARC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作为哥伦比亚生产者所供应非法毒品的全球最大消费国，美国对达成和平协议有切身利益；该协议有助于减少、甚至终止毒品交易。
诚然，尽管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是冷战最后遗留问题之一，奥巴马的举措不会改变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竞相塑造新世界秩序的局面。但它无疑提升了奥巴马的国际公信力，也增强了他遏制其他全球竞争对手的前景。突然之间，他对伊朗和俄罗斯采取的强硬立场听起来更可信了。
古巴也提供了扩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力的机会。俄罗斯通过维持冷战时期对古巴的财政补贴，试图确保这个岛国仍是地缘政治焦点，如同它曾是苏联的焦点一样。如今这已不再可行。事实上，即使美国没有试图实现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困境恐怕也会使其对卡斯特罗政府长期以来、且已大幅缩减的支持难以为继。
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是古巴走向自由化的关键。毕竟，促进此类变化的最佳方式不是施加令人窒息的制裁，也不是像在伊拉克那样采取军事“震慑”战术，而是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并由外部大国开展外交接触。
的确，关于古巴如今可能转向中国式政治专制、经济开放模式的预测，或许只在短期内准确。从长远来看，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加上与美国关系改善，很可能会带来类似西班牙的转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倒台后，西班牙走向了全面的自由民主。
在古巴问题上，奥巴马表明，超越对抗与制裁政治需要外交主动性。他仍有时间以同样的魄力处理其他长期紧张关系，例如与伊朗和朝鲜的关系——更不用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不断恶化的冲突了。当然，他还应努力降低俄罗斯在其与北约接壤的边境地带制造永久军事紧张区的风险。
归根结底，世界和平掌握在领导人手中。历史会铭记那些敢于挑战惰性政治、以富有远见的外交开辟进步新道路的人。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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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什洛莫·本-阿米，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
图片：2014年12月17日，云层笼罩哈瓦那海滨大道“马雷孔”上空。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