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收入增长和全球化影响改变了许多国家的饮食结构，应对日益加剧的肥胖问题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公共卫生议题。预防儿童肥胖的干预措施具有带来积极改变的巨大潜力，但要持续取得进展，就需要多种相互关联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多部门合作、社区参与、国家及跨境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尤其重要的社会规范转变。
肥胖加剧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有充分记录。肥胖可能使寿命缩短近十年，并导致数十年健康状况不佳，这通常是肥胖相关糖尿病、心脏问题和癌症所致。肥胖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也令寻求遏制医疗保健费用飙升的财政部长、被召来转运严重肥胖者的急救服务部门，甚至军队忧心忡忡——其中一些军队如今难以招募身体素质合格的人员。
全球肥胖水平上升，部分是20世纪中叶食品生产工业化留下的后果；这一变化与制造商品（甜味零食、软饮料、加工食品）的大众消费文化，以及久坐生活方式的同步增加息息相关。大众媒体和广告也在使不健康饮食常态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年轻人的心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
与一些人的看法相反，这一问题并非仅限于富裕的西方国家。例如，中东国家（如埃及）和太平洋岛国的女性肥胖水平位居前列。事实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肥胖相关疾病可能与营养不良和感染并存。这种混合疾病负担反映了快速全球化、经济发展及伴随而来的文化转变所产生的不均衡影响——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复杂的疾病社会分布，受影响国家的地方公共卫生能力无法妥善应对。精于经营的全球加工食品销售商了解这些地区普通民众教育水平较低，便利用自身与新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推销产品。
在人生早期通过儿童干预培养健康饮食和锻炼习惯，是最有望取得重大成效的领域之一。有效的战略干预需要采取多部门、多要素的方法，不仅让家庭和学校参与其中，也要吸纳社区伙伴（包括食品销售企业）。要实现实质性改变，还需要善用国家和全球经济政策工具，旨在塑造饮食偏好以及食品生产和营销方式，营造让儿童及其家庭易于作出健康选择的环境。
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领导者都在呼吁社会更广泛地参与。由美国退役军方领导人组成的联盟“Mission Readiness”于2010年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阐述儿童肥胖对军队招募的影响。报告估计，美国军队目标招募群体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胖到无法参战”，促使美国陆军退役四星上将约翰尼·E·威尔逊得出结论：儿童肥胖“可能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
与民间社会相比，军队的优势在于能够动员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一种集体认知：作战单位中一名成员肥胖所带来的后果，对其他人而言可能十分严重，甚至致命。因此，军队自然采取了更全面的应对方式。换言之，集体问题得到集体解决。
由此可见，应对全球肥胖流行病——从儿童着手——需要广泛采取行动。政策需要触及肥胖的社会成因，并重新界定社会规范、文化信念和经济实践，为儿童成长营造健康环境。公共利益与依赖食品消费、由利润驱动的经济体系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显而易见。不过，应以最终目标为导向妥善处理这些张力：实现有利于公共卫生、环境友好，同时也能兼顾经济增长要求的可持续发展。
抗肥胖政策也有望为气候变化议程带来协同效益。正如近期一份 Chatham House 研究报告所述，改变消费习惯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环境。步行、骑行以及改善饮食（增加蔬菜和水果摄入，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既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能降低肥胖风险，从而减少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风险。
未来一年将是推动三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政策工具相互衔接的重要机遇：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气候变化协议，以及2015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但时间紧迫。保守估计，到2050年，英国一半人口将肥胖；目前全球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肥胖。全球肥胖造成的经济成本与吸烟或武装冲突大致相当，高于酗酒或气候变化。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也有战略性解决方案，但仍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来推动进展。
本文与 Chatham House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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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mina Aitsi-Selmi 医生是一名医学博士，专攻全球公共卫生，重点关注非传染性疾病和健康不平等。
图片：2012年5月8日，一名超重女性坐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把椅子上。路透社/Lucas Jack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