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性疾病是由细菌、病毒、寄生虫或真菌进入人体引起的。这些病原体一旦进入体内,便可能直接造成损害,或引发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反应;在试图清除感染的过程中,免疫反应又会造成附带损害。这可能导致从咽喉痛到败血症等各种病症。
过去约70年间,我们发现了一些能够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应对感染的药物。例如,抗生素能够杀灭细菌,或至少抑制其生长——有些抗生素作用广泛,可杀灭多种不同种类的细菌;另一些则针对性更强。但细菌始终在进化。抗生素针对感染性细菌的某一特定特征发挥作用,因此在特异性杀灭所有具备该特征的细菌时,任何恰好 不 具备该特征的细菌便获得了优势,得以自由繁殖和扩散。这就形成了一群对该抗生素具有耐药性、无法被其杀灭的细菌。
用于治疗感染的药物被称为抗微生物药物,因此这类耐药性也被称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抗生素耐药性是同一概念,只是专指针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不过,“耐药性感染”一词更清楚地表明, 耐药的是感染性病原体,而非患者本身。
为什么耐药性感染是一个问题?
目前已经出现了对我们大多数甚至全部药物都具有耐药性的结核菌株。若不进行药物治疗,结核病会导致约45%的患者死亡, 而几乎所有HIV阳性者也会死亡。淋病是一种性传播感染,过去曾用青霉素治疗,但 正如英国近期的疫情所表明的,致病细菌已对除一种之外的所有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该种抗生素的效果也开始下降。未经治疗的淋病可导致不孕和炎症性疾病。耐药性使感染更加严重、更难治疗,对我们的生命构成更大威胁。
谁面临风险?
如果目前易于治疗的感染对我们仍可使用的少数药物产生耐药性,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风险。对某些感染而言,这可能只意味着多病一两天,但也可能增加死亡风险,对幼童等脆弱患者尤其如此。耐药性感染目前每年已直接导致约70万人死亡。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每年1000万人。若届时仍无改变,这一规模的人类苦难和过早死亡将使全球GDP倒退高达3.5%。
但我们也使用这些药物来控制手术期间和术后的感染,包括器官移植、髋关节置换和剖宫产。随着越来越多的感染对我们的药物产生耐药性,即使是常规手术也将变得更加危险。
我们难道不能直接研发新药吗?
应对耐药性出现的一种方法,是不断研发能够利用感染性病原体不同弱点的新药。但自20世纪下半叶的“黄金时代”以来,新抗生素(以及用于治疗病毒和寄生虫感染的药物)的研发速度已经放缓,这加剧了一个自1928年青霉素被发现以来便为人所知的问题。
当前的商业模式并未激励新抗生素的研发。研发成本高昂,且很难收回成本,因为这类药物通常既无法以高价出售,也无法大量销售。当新抗生素进入市场时,合理用药管理要求其仅在绝对必要时谨慎使用,以延缓耐药性的产生,但目前的报销模式并不对此予以奖励。
要重振感染性疾病药物的研发,我们需要让抗生素的发现和研制成为一场人人都有动力参与的竞赛,无论参与者来自大学、制药公司、政府研究实验室,还是其他任何机构。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耐药性感染?
我们需要善待现有药物。这意味着正确使用它们——将抗生素用于其能够治疗的细菌感染,而不是用于“治疗”流感和普通感冒等病毒性感染。以这种方式滥用抗生素,实际上会在通常寄居于我们体内的细菌中滋生耐药性——尽管这些细菌本身无害,却可能将耐药性传递给其他更危险的物种。若人们未完成抗生素疗程,或抗生素被用于农业作为生长促进剂或预防性治疗,情况同样如此——这一切都会培育出更强、更危险的细菌。
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好的诊断工具,帮助医生准确判断患者感染的病因,从而开出最恰当、最有效的药物。此外,作为潜在及实际的患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如何正确使用用于治疗感染的药物。
我们是否应该加大对药物替代方案的投入?
药物并非我们应对感染的唯一工具。改善清洁水的获取 正在助力在完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消除地方性几内亚龙线虫病。对于其他疾病,我们拥有有效的疫苗,既能预防疾病, 也有助于遏制感染的传播。减少耐药性影响的一种方法,是为更多感染研发疫苗,并利用现有疫苗系统性地控制或消除这些疾病。然而,仍有若干感染尚无疫苗,药物治疗是唯一有效的应对手段。
谁负责应对耐药性感染?
感染性疾病属于公共卫生问题。耐药性感染跨越政治边界,需要世界各地的主管部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但只要我们仍使用药物治疗感染,耐药性问题便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一定责任,理解这一问题,并了解可以采取哪些简单措施以避免其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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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Henderson,惠康信托(The Wellcome Trust)传播负责人
图片:该示意图拍摄于2013年9月18日的卢布尔雅那,图中铝箔条包装的药片和胶囊摆放在桌上。REUTERS/Srdjan Zivulov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