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依靠社会规范来协调预期,鼓励某些行为,抑制另一些行为。但规范一旦确立,便会持久存在(Helliwell et al. 2014)。它们对社会互动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并可能与试图制裁某些行为的制度和法律相冲突。现行规范与新法律之间的冲突,往往使此类法律形同虚设。
一个致命的例子:欧洲的决斗
欧洲决斗的历史说明了规范在塑造法律执行方面的力量。
1626年,路易十三在法国宣布决斗为非法;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都曾大力推行这一禁令,甚至处决了参与决斗的军官。
然而,决斗是法国军官和贵族社会规范的重要支柱,仍然十分普遍,这些法律并未得到执行。
据估计,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30年间,法国军官之间发生了超过10,000次决斗(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
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的决斗历史与此相似。尽管决斗被禁止,几位英国重要政治家和首相仍然参与其中。同样,在美国,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一场决斗中被时任副总统亚伦·伯尔致命击伤;据报道,未来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也曾参加过多次决斗。尽管19世纪初之后,决斗在美国东北部似乎有所减少,但这一传统在南方长期保持着强大影响力。
反决斗法律之所以无效,不仅因为它们与军官和公民中根深蒂固的规范相悖,还因为此类禁令要求决斗的部分参与者或见证人违背自身意愿,举报并向当局通报情况。
吸烟规定与纳税
与规范相冲突的法律很可能无法得到执行,而改变行为的法律——无论是因为它们与现行规范之间的张力不太大,还是因为执行力度足够强——同样会改变规范。吸烟规定就是一个说明性的例子:这些规定逐步禁止了在餐厅、电影院和酒吧等公共场所吸烟,随后又禁止在共用及私人办公室吸烟。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规定改变了社会规范。
许多经济决策同样取决于现行规范。在逃税被视为社会可接受的社会中,逃税的人要多得多。例如,2011年希腊有30%的税款被逃避,而英国仅为7%。希腊的高逃税率似乎不仅与逃税者将其行为视为“正常”有关,还与其他人对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行为缺乏举报有关。
新研究
在近期的研究中(Acemoglu and Jackson 2014),我们研究了法律与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在关于决斗和逃税的讨论中所述,举报在规范与法律的相互作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请看以下简化示例。
企业需要做出选择,例如产品质量如何,或向税务机关报告什么内容。
法律禁止某些类型的行为:产品质量低于某一门槛,或未就超过特定金额的交易向税务机关报告。
在决定如何经营业务之后,每家企业都会与另一家企业配对,形成商业伙伴关系——例如,一方向另一方供应投入品,或在营销或分销等方面展开合作。
商业伙伴彼此观察对方的行为,任何一方都可能就对方的任何违法活动进行举报。
它们之所以可能这样做,是因为不可靠的产品、逃税等行为会对社会造成负外部性。此外,双方在产品质量或业务中非法部分的比例上不匹配,对各方都是问题。例如,在规避某些形式的增值税时,双方都必须参与。配对不当的成本以及一般性外部性,促使企业举报违法的合作伙伴。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违法企业有动机不举报,因为它们已经与其他违法者更好地匹配,并且因为如果它们举报,可能会预料到自身也会被审计和惩罚。由于当局可能没有足够资源审计超过一小部分主体以执行法律,私人举报可能成为法律执行的核心。这意味着,在法律与社会规范相冲突的社会中,私人执法将无法发挥作用,法律的有效性也会更低。
我们的形式化分析刻画了均衡状态,并阐明了法律与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律的私人执行会带来一种新的多重均衡来源。当许多主体违法时,举报很少,这会鼓励更多的违法行为,从而形成反馈,可能导致多重均衡——这与观察到的现象一致:类似法律在不同社会中的有效性差异很大。
尽管存在多重均衡,但这些均衡相对简单,并具有直观的比较静态特征。例如,收紧法律(禁止更多行为)可能导致合规水平下降,而提高罚款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此外,随着罚款提高,还存在非单调性。仍然违法的人,是那些偏好更极端行为的人。然后,由于违法者只有在与其他违法者配对时才能违法(否则他们会被举报),剩余违法者中更极端的偏好会产生反馈,促使仍然违法的人选择比与偏好更温和的主体配对时更为极端的行为。
主要发现
我们的重要发现包括:
与现有规范存在强烈冲突的法律会适得其反。
法律的突然收紧会引发严重的无序状态。逐步施加更符合现行规范的法律,可以成功改变行为,从而塑造未来的规范。
动态模型还会在违法行为中产生“社会乘数效应”:如果违法行为较多,那么在下一期,私人对法律执行的配合就会减少,从而进一步加剧违法行为。
我们还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法律如何相互作用:在某一类行为中违法的人,可能因为担心自己也会被认定违法,而无法就另一类行为进行举报。特别是,我们的分析表明,针对某一类行为设计不当、过于严苛的法律(例如,内城区的小规模毒品犯罪),可能使针对其他类行为的法律(例如,针对盗窃或帮派的法律)完全失效。
因此,这一扩展为关于凯林和威尔逊(1982)“破窗理论”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视角。该理论认为,内城区严重犯罪的高发,源于对涂鸦、破坏公物、地铁逃票或某些反社会行为等小规模犯罪的纵容态度。该理论主张大幅加强对小规模犯罪的法律执行,并启发了纽约等高犯罪率城市所采用的强硬治安策略。
我们的理论表明,对毒品或小规模破坏公物等行为的普遍违法,确实可能蔓延至其他领域的违法行为。但关键在于,该理论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内城区存在此类行为,而在于存在将这些社区中相当常见的某些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从而使社区中很大一部分人成为罪犯。据此,我们的理论认为,将一些对社会外部性或成本较小的行为非罪化,可能会更加有效,使得大部分个人不会自动沦为违法者,从而更愿意在对社会更为重要的其他行为领域与执法部门合作。
与 VoxEU合作发表。
作者:Daron Acemoglu 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应用经济学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教授。Matthew O. Jackson 是斯坦福大学威廉·D·伊贝尔经济学教授。
图片:一名女子在雅典市中心一家餐厅咖啡馆的禁烟标志后吸烟。REUTERS/John Kolesi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