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缅怀已故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她被视为女性权利的开拓者。
1956年,金斯伯格进入哈佛法学院,在约500名男性的班级中,她是仅有的九名女性之一。
金斯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致力于推行诉讼策略,以争取女性的平等地位。
1993年,比尔·克林顿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她是该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的离世在全球引发了悲痛的浪潮。这种悲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作为女性主义标志性人物、以及在法律界乃至更广阔领域为女性开辟道路的无与伦比的地位。
人们已经对她的离任将对美国最高法院的未来、乃至更广泛的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表现出相当大的关注。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顾她的遗产。
1956年,金斯伯格进入哈佛法学院,成为与约500名男性同届的九名女性之一。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法律的学习和实践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哈佛大学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曾分别询问这九名女性她们如何证明自己有资格取代男性的位置。
金斯伯格的回答是,她希望更好地理解丈夫马蒂作为律师的职业(他比她高一届就读于哈佛),然而这一回答掩盖了她在随后六十年间对公共生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事实。
数字“九”后来成为标志她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中取得成功的象征。1993年,她在九名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中就任,成为该院历史上第二位获任命的女性大法官。
近年来,当被问及何时才会有“足够”的女性法官时,金斯伯格回应说,当最高法院有九名女性时,就会有足够的女性法官。当最高法院有九名女性时。她坦言,人们对这一回应感到震惊,金斯伯格随后以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作出反击:
这里已经有九名男性,却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疑问。
这段对话恰恰表明,“审判是男人的工作”这一观念已根深蒂固。
卓越的头脑
早在克林顿总统决定提名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之前,她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她是第二位在罗格斯大学全职任教的女性法学教授,也是第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她还以女性主义诉讼律师的身份广为人知,曾领导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性别平等运动。
金斯伯格获提名进入最高法院,是一次没有争议的任命。她被视为一位克制的温和派,并以96票对3票获得参议院确认。
尽管有人担心她是一位“激进的教条式女性主义者”,但她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任职记录增强了她的资历(她于1980年由吉米·卡特总统任命)。
金斯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致力于推行一项诉讼策略,以争取女性的平等地位——尽管她会以更宽泛的术语描述自己的方法,即男女平等公民地位这一宪法原则。描述她的方法为
男女平等公民地位这一宪法原则。
在一系列案件中,她力求确立
性别与种族一样,是一种可见且不可改变的特征,与能力并无必然联系。
由此引申,她主张,基于性别的法律分类应适用“严格审查”标准,这一标准适用于基于种族的区分或分类案件。更直白地说,基于性别的标签化应当被视为违宪。她论证的核心在于,无论代表男性还是女性原告,在法律上对男女区别对待,都有助于
将女性禁锢在她的位置上,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一位置低于男性所占据的位置。
法庭之外——以及法庭之内
女性主义理论家有时对一个由男性设计、排斥女性的法律体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完全改造以实现女性的平等,表达过保留态度。
虽然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法律改革大有可为,但另一些人则较为审慎。这种张力体现在马里·松田教授提出的“双管齐下”策略之中:有时应当“站在法庭之外”,有时则应当“站在法庭之内”。
金斯伯格的生平与法律遗产体现的是后一种路径。她对法律的信念体现在她选择“站在法庭之内”(无论是作为诉讼律师还是法官,都是字面意义上的)来改造既有的法律范畴。由此,她的方法是“重构性的”,而非“激进的”(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某些思想在当时不具有激进性)。重构性的,而非激进的(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某些思想在当时不具有激进性)。
金斯伯格致力于重构性别角色,并强调男性与女性同样都因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受到削弱。
重要的是,金斯伯格并非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即认为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就能实现平等的观点)。相反,她主张将平权行动作为一项原则,以实现机会平等。
她更倾向于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变革,其观点在于这种方式能够将引发反弹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她对该策略的批评,即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诉韦德案(美国生育权的法律基础)所采用的策略,以及她在这一问题上与女性主义正统观点的分歧,都体现了她对渐进主义的偏好。

在法官席上的遗产
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贡献,延续了她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遗产。
她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多数意见之一出现于1996年,该意见要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招收女性。重要的是,这是因为该学院未能提供“极具说服力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其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尽管这一标准未能达到基于种族分类案件所要求的“严格审查标准”,但它仍然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平等原则。
但或许更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并使她跻身时代潮流的,是她的司法异议意见。这些异议有时语气犀利,尤其是在她作为法官席上唯一女性的那些年份里(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任命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埃琳娜·卡根(2010年)之前)。
在2013年她对一起有关《选举权法》的案件提出异议之后,她成为全球性的女性主义标志性人物。人们以她的名字创建了一个Tumblr账号,并给她起了“Notorious RBG”(“臭名昭著的RBG”)的绰号(这一称号借鉴自说唱歌手 Biggie Smalls 的绰号 Notorious B.I.G)。2018年,纪录片《RBG》记录了她的遗产以及她作为文化标志的地位;同年,电影《性别之名》描绘了她早年的生活与案件。
金斯伯格在任职期间的名气无疑有所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言行没有引发争议或批评,即便来自更自由派或进步派的声音也是如此。
她的一些裁决曾受到批评(例如,一项关于美洲原住民与主权的特定裁决),她对种族与国歌抗议的评论也曾受到批评,还有人批评她过于党派化,尤其是她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她曾称其为“骗子”,后来又致歉。)
伟大的遗产
金斯伯格的女性主义立场或名气是否削弱了她作为法官的正当性?司法遗产与正当性问题十分复杂,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政治和法律规范的影响。重要的是,她作为律师和法官的贡献,极大地表明了此前被视为中立客观的法律规则与法律方法,实际上反映的是男性视角的世界观。
二十五年以前,金斯伯格表达了她的期望,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定期进入最高法院任职:
事实上,在我有生之年,我预计会看到三位、四位,甚至更多女性出任最高法院法官,而且她们并非出自同一模子,而是来自不同背景。是的,前方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回顾一下我们已走过的距离——从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对他的国务卿说:“让女性担任[公共]职务是一项革新,而公众尚未做好准备。”这一刻起,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金斯伯格与两位女性大法官卡根和索托马约尔同在最高法院任职,这或许让她看到了一些希望:女性进入“做出决定的地方”的机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保障的,尽管来之不易的女性主义成果有时看起来至多也只是摇摇欲坠。
金斯伯格在其人生与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都是开拓者。追随她的女性们,受益于一份遗产,这份遗产有力地重新定义了:在一个以男性形象塑造的法律体系中,成为一名律师和法官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