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S·奈探讨了信息革命如何改变权力的本质。
埃及“阿拉伯之春”两周年之际,塔赫里尔广场爆发骚乱,让许多观察者担心,他们在2011年抱有的乐观预期已经破灭。问题部分在于,一个以短期视角描述事件的隐喻扭曲了人们的预期。如果我们当初称之为“阿拉伯革命”,而非“阿拉伯之春”,或许会有更为现实的预期。革命是在数十年间展开的,而非一季或数年之间。
以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为例。谁能预料到,不到十年间,一名默默无闻的科西嘉士兵会率领法军抵达尼罗河畔,或者拿破仑战争会扰乱欧洲直至1815年?
若以阿拉伯革命而论,未来仍有许多意外之事。迄今为止,大多数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拥有足够的合法性、财力和武力,得以挺过民众起义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推翻了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等世俗共和制独裁者。然而,这场革命进程才刚走过两年。
在阿拉伯政治革命的背后,潜藏着一场更深刻、更持久的激进变革进程,有时被称为信息革命。我们尚无法完全把握其影响,但它正从根本上改变二十一世纪权力的本质。在这一世纪里,所有国家所处的环境,是即便最强大的权力机构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加以控制的。
各国政府一直担忧信息的流动与控制,而我们这个时代也绝非首个深受信息技术剧变强烈影响的时代。古腾堡的印刷机对新教改革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战争至关重要。然而,今天,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更大比例的人口都能够获得源自信息的权力。
当前的全球革命建立在快速的技术进步之上,这些进步大幅降低了创造、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计算能力在30年间约每18个月翻一番;到二十一世纪初,其成本已降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车价格的下降速度与半导体价格一样快,那么今天一辆汽车只需5美元。
直到20世纪80年代,通过铜线的电话每秒只能传送一页信息;如今,一根细细的光纤每秒可传输90,000 卷 。1980年,1GB的数据存储需要占满一个房间;如今,200GB的存储容量可以装进你的衬衫口袋。
更为关键的是, 信息传输成本 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降低了进入壁垒。随着计算能力日益低廉、计算机缩小至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的尺寸,去中心化效应十分显著。如今,对信息的掌控权分布远比仅仅几十年前更为广泛。
因此,国际政治不再是政府独享的领域。包括维基解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或自发社会运动在内的个人和私营组织,已被赋予直接发挥作用的能力。
信息的传播意味着非正式网络正在削弱传统官僚体系的垄断地位,所有政府对自身议程的控制能力都在下降。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对事件作出回应之前,可自由裁量的空间更小,并且不仅要与其他政府沟通,还必须与公民社会沟通。
但若对阿拉伯革命关于信息、技术与权力的启示进行“过度学习”,则是一种错误。尽管信息革命原则上可能削弱大国的权力,增强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但政治与权力比这种技术决定论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
二十世纪中叶,人们担心计算机和新的通信手段会造就乔治·奥威尔小说《 1984》中所描绘的那种中央集权式政府控制。事实上,中国、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地方的威权政府,确实利用新技术试图控制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网络乌托邦主义者而言,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所留下的电子痕迹,有时反而让秘密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伊朗政府在2009年因Twitter而最初陷入尴尬之后,于2010年成功镇压了该国的“绿色”运动。同样,尽管“中国防火长城”远非完美,但政府迄今为止仍设法应对,即便互联网在中国迅猛发展。
换言之,信息革命的某些方面有利于小国,但也有一些方面有利于本已强大的大国。规模依然重要。尽管黑客和政府都能创造信息、利用互联网,但就许多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大国能够部署数以万计的受过培训的人员,并获取庞大的计算能力来破解密码或入侵其他组织。
同样,尽管如今传播现有信息的成本低廉,但收集和生产 新 信息往往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情境中,新信息最为重要。情报搜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使伊朗核离心机失效的震网(Stuxnet)蠕虫,看来很可能是政府的杰作。
政府和大国仍比获得信息赋权的私营行为体拥有更多资源,但它们活动的舞台变得更加拥挤。随之而来的这出大戏将如何展开?谁将胜出,谁将落败?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数十年,而非一季之功。正如埃及及其他地方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本世纪信息革命对权力的影响。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简介:约瑟夫·S·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也是《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的作者。
图片:一名女子在纽约市等待过马路时使用智能手机 REUTERS/Lucas Jack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