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2年冗长的谈判,伊朗与“P5+1”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英国,以及德国)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将伊朗的核能力发展限制在非军事目的之内。作为合作的回报,伊朗最终将解除联合国、欧盟和美国多年来对其实施的严厉制裁。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成功。
当然,谈判招致了不少批评,包括来自美国国会、伊朗议会,以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乃至法国的批评。但这项协议的潜在益处不容否认。
首先,这项协议证明,尽管世界领导人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乌克兰冲突和南海领土争端——他们仍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协议还将降低中东核扩散的可能性,同时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此外,它还将促成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
当然,伊朗的邻国对这项协议将如何影响地区力量平衡存在合理担忧。随着制裁解除,伊朗将变得更加强大,并挑战海湾国家的影响力。有鉴于此,这些国家已经寻求美国的保证,同时在也门或叙利亚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它们认为自己正在那里遏制伊朗的霸权野心。
然而,归根结底,这项核协议的影响将取决于伊朗的政治动态。伊朗建制派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可能是多数——支持解决核对峙问题,并认同伊朗无需与世界其他国家长期对立。但仍有一些人将这一争端视为该国革命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
因此,协议达成后的这一动态可能以两种方式展开。在第一种情景中,事态按照“P5+1”国家和伊朗谈判代表的期望发展,协议放大了伊朗境内主张地区和国际层面相互迁就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了令人信服的信号,表明其无意以牺牲沙特或其盟友为代价增强自身影响力。这使沙特阿拉伯得以与伊朗共同利用各自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促成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停火协议,为组建一个能够遏制“伊斯兰国”的可信过渡政府铺平道路。同样,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通过支持也门的权力分享协议,结束那里的战事。
与此同时,制裁的解除以及国际企业的逐步回归,为伊朗陷入困境的经济注入了动力。对欧洲的开放程度提高,以及对美国较为谨慎的开放,鼓励了伊朗中产阶级中主张改革的群体选择在国内谋求未来,而非移居海外。
最后,在这一情景下,总统哈桑·鲁哈尼强大的国际地位帮助他克服保守派的阻力,推进亟需的国内改革。在此基础上,鲁哈尼领导的改革派与务实派联盟在2016年伊朗下届议会选举中轻松赢得多数席位,鲁哈尼本人也于2017年连任。
第二种情景则远不那么良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会清楚,国内对核协议的支持虽然广泛却并不牢固。鲁哈尼的改革派阵营希望改善伊朗的对外关系,而围绕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势力则将该协议视为取消经济制裁、增强伊朗常规军事能力的必要工具。
强硬派神职人员随后反复宣称,该协议意味着世界主要大国对伊朗实力的一种默认承认,从而削弱了鲁哈尼与伊朗邻国之间正在建立的任何信任。这一立场印证了怀疑者的判断,促使沙特阿拉伯继续努力组建一个 “逊尼派联盟” ,以遏制伊朗影响力,并坚持打击其眼中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的伊朗代理人。
此外,在地区紧张局势高企的情况下,解除制裁的经济影响最终微乎其微,而保守派在抵制改革方面则赢得了更多空间。鲁哈尼及其盟友无法为普通伊朗人带来经济希望——这一失败使他们在立法和总统选举中双双失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悲观情景中,由保守派和强硬派控制的伊朗新政府,实际上比现任政府更能融入地区格局。毕竟,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同样由威权强硬派统治,对缓和地区冲突兴趣不大。这将使主张改革的领导层在伊朗重新崛起变得极为困难。
当然,最有可能的情景是两种动态的结合。但鉴于确保局势更紧密地沿着改革导向的道路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各方都应清楚,有关伊朗的外交工作远未完成。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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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是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主席兼所长,所在地为柏林。
图片:2010年5月15日,在德黑兰北部一座外交部大楼内,第32届G-15外长会议开幕前展示的伊朗国旗。REUTERS/Morteza Nikoubaz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