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去过南非和美国。从地理环境到发展水平,两国当然截然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以不平等为例。这一问题绝非仅限于两国,它已成为两国社会和经济格局中根深蒂固的特征,而且事实证明,试图解决它的努力难以奏效。
不平等会造成许多有害后果,多得不胜枚举。这是因为它是少数同时影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议题之一。从父母再也无法确信孩子能够沿着机会阶梯不断向上,到不平等导致政府医疗支出增加,其影响显然广泛而深远。
因此,在最新一期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 (SEDA)中,我们将不平等置于核心位置。波士顿咨询公司每年发布这份报告,评估世界各国的相对福祉水平,以及各国将财富转化为福祉的成效。

今年我们发现,收入不平等与一国的治理和公民社会共同对其民众的福祉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会这样?
深入审视
首先,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为什么要特别关注福祉。事实是,GDP增长虽然仍然重要,但已不再被视为一国经济政策行之有效的确凿证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其大部分民众仍可能生活艰难,仿佛被排除在富人和权贵享有的繁荣之外,几乎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前景。
近年来,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全球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复苏。当然,大多数企业已恢复元气,高净值人士的境况也不错,但许多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最贫困人群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更何况,人工智能革命即将到来,势必严重扰乱劳动力市场。
这些趋势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许多人转而反对全球化,尽管毫无疑问,全球化推动了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因此,奥巴马总统早在2013年就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他这样说是对的。
国家受制于制约
然而,纵观各国的财富和增长率随时间的变化,我们发现,各国表现很少出现显著变化。我们认为,这是由其制度基础所致。这些制度和惯例根深蒂固、抗拒变革,已证明难以彻底改变一国将财富转化为福祉的方式。保守主义(小写的“c”)往往占据上风。
这一令人遗憾的现实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政策制定者真正需要实现的是包容性增长——让繁荣惠及远超最高收入群体的广大民众,并逐步带动整体人口生活改善。听起来不错,对吧?遗憾的是,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绝非易事。政客们忙于小修小补之际,社会中处境较差人群的境况却在恶化。
主要问题在于,随着总体不平等加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也随之扩大。这又会导致人们更难获得福祉的关键要素,例如优质的教育体系和有效的医疗服务。我们在SEDA中检验了这一理论,探究不平等是否会损害平均福祉水平。结果不出所料:收入不平等确实会阻碍财富向福祉的转化。
这一结论带来多方面影响。例如,SEDA报告专门考察了生活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的人们是否会比预期更不幸福,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根据我们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福祉与幸福感之间的差距往往也更大。
这些发现也鲜明地提醒政界人士和公务人员,不平等已是不能再拖延处理的问题。必须立即正视这一问题,从解决那些制度中的缺陷着手;正是这些缺陷阻碍了各国更大幅度地将经济财富转化为福祉,使之惠及所有公民。
时间紧迫,利害重大。历史不会善待那些今天的无所作为给明天蒙上阴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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