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在电力生产领域直接以天然气替代煤炭。但这是一种存在严重缺陷的主张。若要发挥最大效益,我们反而应尽可能将每一立方英尺天然气用于终端用途,以替代电力。政策制定者关注这一问题,可以在未来几十年避免数千亿吨碳排放。
天然气绝非完美燃料。燃烧天然气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然而,煤炭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在电力系统彻底淘汰煤炭之前,天然气将在限制煤炭使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据多个国际组织预测,未来几十年煤炭使用量将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大型发展中国家。根据 亚洲开发银行 的数据,发展中亚洲未来20年煤炭使用量将增加60%以上;亚行预测,到2035年,仅发展中亚洲产生的碳排放就会超过普遍认为整个地球可持续承受的水平,其中一半来自煤炭。
对这些预测所带来的巨大碳排放后果的认识日益加深,促成了一场全球性运动,力求在可能的地方以天然气发电取代燃煤发电。
但利用天然气取代燃煤发电,有一种明显更好的方式:它影响范围更广,在所有相关方面都更有效,而且尤其适用于发展中世界:
各国不应以天然气发电取代燃煤发电,而应尽可能广泛地在终端用途上部署天然气,以替代电力。正如下文所示,这类机会规模可观、数量众多。这一主张完全切实可行,也很容易使天然气带来的气候变化减缓效益成倍增加。此外,这一主张有望降低能源供应系统的总体财务成本。这是成本更低而非更高的解决方案。
理由
一篇 近期发表于《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的文章 更详细地阐述了其理由。但这一论点的核心是:即使是更新型、高效率的燃气电厂,仍会以废热形式浪费40%或更多的天然气能量——这些能量原本可以用于在使用端替代化石燃料发电所产生的电力。尤其是,用于终端用途、以替代电力的每立方英尺天然气,比用于燃气发电、达到相同目的的同等气量,能够替代更多燃煤发电。
这一点稍显微妙,不过图示可以帮助你直观理解。

图1。 在终端用途以天然气替代电力,从而取代燃煤发电的效益。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经许可转载。
图1(取自一项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 ,也刊载于近期出版的 一本书中)对此作了说明。最先进的超临界燃煤电厂发电效率为40%至45%。以40%为例,图1上半部分显示,用于生产供最终使用的电力的煤炭能量,大约有60%以废热形式损失。更重要的是,产生这些废热所需的排放,约占发出一单位可用电能所涉排放的60%。若能消除这些浪费,煤炭相关排放也会减少60%。
下半部分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只要直接将天然气用于原本可能由电力满足的终端用途(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能源损失以及与废热相关的排放便都能消除。
因此,每使用一立方英尺天然气替代一单位终端用电,就能替代约相当于2 ½倍能量的煤炭。但如果将天然气用于效率为60%的电厂(例如联合循环燃气轮机,CCGT),每立方英尺约有40%会以废热形式损失,因此需要1/0.6,即1 2/3立方英尺,才能提供同一单位终端用电。由此,以天然气直接用于终端用途所节省的煤炭量,与以天然气发电所节省的煤炭量之比为2 ½ ÷ 1 2/3 = 1 ½。
换言之,如果目标是以天然气替代煤炭使用,那么将天然气用于终端用途、以替代燃煤电力,其效果是直接用于燃气发电的1 ½倍。
实际可行性
首先必须说明,在燃煤发电设施邻近人口稠密地区的情况下,以燃气发电能力取代这类设施完全合乎理性。例如,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就能看到这种做法。燃煤电厂造成的当地污染及其严重健康隐患,显然足以证明应在城市中心附近的电厂采取这一措施。
但更广泛的气候变化减缓问题,需要我们以相应更大、更广义的方式,抓住这一根本机遇。
首先出现的实际问题是:“在实践中,有哪些机会可以用天然气替代终端用途中的电力?”
事实上,这类机会相当广泛。天然气可用于多种终端用途,包括某些工业流程、空间供暖和制冷、热水供应,以及为灶台、烤箱、烘干机和冰箱等电器提供能源。从长远来看,随着燃料电池技术发展并更具成本效益,我们可以设想整个社区仅以天然气为能源,由高效的天然气燃料电池供电,为电灯、电视、电动机、计算机、调制解调器、路由器、服务器和各种通信设备提供电力。
上文提及的《能源效率》文章 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未考虑燃料电池的出现),并指出在美国,家庭用电中约64%原则上可由天然气替代;商业建筑用电中这一比例为32%,制造业用电中则为30%。从绝对能源使用量来看,这些数字极其庞大。据我所知,发展中世界的相应数字尚未测算;若那里不存在类似机会,着实令人意外。
燃料电池具备经济可行性后,区域微电网可以依靠可变可再生能源技术供电,但备用电源不必依赖电网,而可依靠天然气供应基础设施——天然气管网。再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未来:当聚变技术使氢气供应成为可能、实现“氢经济”时,届时顺带建成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可以满足所有终端能源需求,无论是电力还是其他能源。
工业化国家可利用的机会较为有限,这是由于其既有基础设施和监管体系僵化;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其中许多国家正在从零开始建设能源供应基础设施。
第二个实际问题涉及这一主张的经济性。对于那些将成本效益视为能源解决方案是否切实可行的决定因素的人来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欣喜的结果:与用于发电相比,将天然气用于终端用途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发展中国家恰恰资金稀缺。
看图1,考虑两种不同的供应链:一种是将国内天然气直接供应给终端用户,另一种是将其供应给电厂。要将天然气供应给终端用户,须先收集并处理天然气(通常在气田现场进行;若为“湿气”,还要提取天然气液体)。随后,天然气被送入输气管道(有时还会送至储气设施),再输送至配气管道,继而经由各条支线供给住宅、工业和商业用户。
如果同样的天然气改为供应给电厂,也同样要先收集、处理,再通过管道输送至电厂,因此这两种方案在这些环节的成本相同(实际上,发电方案成本略高,因为要提供相同的终端能源,需要多用40%的天然气)。此后,两者的成本就完全无法相比了。将天然气输送给终端用户要便宜得多;相比之下,若要先在资本成本高昂的电厂中将其转化为电力,再通过昂贵的高压输电线路输送,以高成本变电站降压,通过昂贵的配电线路分配,再次降压至终端使用电压,最终送达家庭或其他用户,成本就高得多。
因此,利用天然气替代终端用途中的电力,有望大幅减少满足相同终端能源需求所需的资金,同时还能减少排放。
第三个实际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天然气供应有限,这一主张又该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主张仍然不变。无论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可用天然气资源,显而易见,通过将其用于终端用途,都能使这些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若将其用于发电,则会以废热形式损失能源。更好的做法是,将稀缺的天然气资源用于能够延长其内在能源价值和使用寿命的终端用途,因为在那里,能源损失和废热产生都要少得多。
此外,天然气短缺不太可能成为问题,因为发展中世界的天然气资源似乎十分丰富。事实上,前述亚行研究依据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分析报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技术可采页岩气资源。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位列前五;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则拥有丰富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形式为煤层气。但即使可用天然气供应有限,假如这些资源难以开发,也不影响尽可能利用现有天然气在可能的地方替代电力这一做法的合理性。
《能源效率》文章还讨论了其他一些你可能想到的问题。
现象效益的另一例证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设想这样一种假定情形:天然气已在发电领域完全取代煤炭。那么,新增加的一立方英尺天然气最适合如何利用?
图2展示了假设效率为最先进水平、达到60%的燃气发电情形:

图2。 在终端用途以天然气替代电力,从而取代燃气发电的效益
即使在天然气是电力供应中唯一剩余化石燃料的情形下,将天然气用于终端用途而非发电,也能节省40%的能源(并消除发电过程中产生的无用废热所带来的排放)。因此,使用一立方英尺天然气替代能量等值的电力,相当于替代了原本用于发出该电力的1/0.6,即1 2/3立方英尺天然气。
换言之,如果目标是尽量减少天然气相关排放,那么将天然气用于终端用途、以替代电力,其气候效益是直接用于燃气发电的1 2/3倍。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推动以燃气发电取代燃煤发电虽可理解,却存在缺陷,因为有大量机会可以通过将天然气用于终端用途,更有效地取代煤炭。
结论
将所有可用天然气用于替代终端用途中的电力,有望为全球气候避免数千亿吨碳排放。
政策制定者以及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实践者亟须关注这一问题,并认真考虑相应的新政策选择。刻不容缓。
本文由 The Energy Collective合作发布。本文发布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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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rry Saunders 是一位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在该领域拥有40多年经验。
图片:2012年10月6日,古巴农民Daniel Garcia在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农场点燃沼气炉。路透社/Enrique De La O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