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如何影响货币政策

性别如何影响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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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

数周前,英国工党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要求对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进行一次审查,以评估其货币政策制定能否得到改进。在拟审查的问题中,他特别强调了该委员会的性别构成。这是设计央行治理时日益关键的问题。女性在央行中的代表性正不断提高。截至2015年1月,共有16家央行由女性领导,无论是临时还是全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美国的珍妮特·耶伦和俄罗斯的Elvira Nabiulina。总体而言,近年来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女性的代表性似乎有所提升。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性别构成?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性别构成:迄今的研究发现

货币政策文献承认,在现实世界中,货币政策是由委员会实施的。也有观点认为,委员会可以通过异质性和多样性做出更有效率的货币决策。与此同时,成员的异质性可能引发货币行动中的规律性特征。性别多样性作为一种主要的异质性类型,可能是货币政策制定中一个相关的潜在特征。然而,我们对货币政策委员会中性别多样性的驱动因素知之甚少。

在探讨央行委员会中的性别差异时,一个关键问题是:女性平均而言是否比男性更“鸽派”或更“鹰派”。已有研究对此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并无定论。Chappell and McGregor(2000)利用投票记录和会议记录,记录了1966–1996年间FOMC个别成员的投票行为,并按对宽松政策的偏好(即“鸽派”程度)对曾任FOMC成员的84人进行了排序。在此期间,共有七名女性担任过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其中六人位列最鸽派的13名成员之中。FOMC所有女性成员通常都更应被归为鸽派而非鹰派。Farvaque et al.(2010)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研究了委员会构成对来自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九家央行通胀表现的影响,涵盖175名央行官员,时间跨度为1999–2008年。他们发现,较低的通胀水平与女性成员比例较高相关;因此,女性似乎更倾向于鹰派,而且性别问题在通胀目标制国家中更为重要。

考察性别与鸽派倾向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观察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异议投票行为:正的分歧程度表明鹰派倾向,负的则表明鸽派倾向。在解释1994–2008年期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决定的分歧程度时,Bennani et al.(2014)发现,在所考察的121次会议中,无论分歧程度的符号如何,女性成员都表现出较高的异议倾向。此外,Lahner(2015)分析了1989–2008年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发现女性成员投出不一致票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成员。

性别多样性与货币政策:新研究

总体而言,女性的鹰派态度可以用过去二十年间央行整体趋于保守的趋势来解释。为获得任命,女性需要更强的资历,在这种情况下,鹰派声誉可以作为资格条件,无论是在任命之前还是在理事会任职期间。因此,性别偏好可能与整体结构和制度环境具有内生性。这正是本文在实证上考察的视角。

  • 首先,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衡量指标。为此,我们构建了第一个衡量货币政策委员会性别多样性的指数——GMP指数,该指数衡量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

GMP指数的原理很简单。GMP比率仅取决于委员会中的女性人数与委员会成员总数之比。在我们包含112个国家的样本中,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女性的平均占比为16%,但各国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标准差为0.17。对央行委员会中女性代表情况的总体描述性分析似乎显示出一些规律,即性别代表性在以下情况下更可能出现:(i) 国家属于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区域,如北美和中美洲;(ii) 收入水平相对较低;(iii) 官方宗教为新教或路德宗。但这些发现有多稳健?

  • 其次,我们的实证分析旨在识别货币政策委员会中性别多样性的驱动因素。

我们估计了一个模型,其中以2015年计算的GMP水平作为一组外生结构变量的函数。结果证实了预期,即女性参与水平较高的国家具有鹰派倾向。

  •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女性代表性较高与央行独立性较高以及央行参与银行和金融部门监管的程度较低相关。

事实上,央行独立性较高通常与更为鹰派的货币政策相关。具体而言,经济独立性越高,对货币政策立场的政治(党派)控制越少,而这与通胀性较低的货币政策相关(Grilli et al. 1991)。较低的监管参与表明,女性代表性较高的央行机构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其决策者倾向于避免面对权力过大的央行,即那些同时参与货币政策和监管活动的央行(Masciandaro 2007)。

性别多样性与普通法体系

我们的结果还显示,GMP指数与普通法体系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一点很容易解释。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平均而言以较高的性别平等为特征。同时,正统宗教与GMP指数之间的正相关,可以用一支文献来解释,该文献强调,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对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持较为传统的看法,这可能限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及其职业发展。

女性劳动参与率和议会中女性所占比例是衡量“女性与社会”的两个代理指标。后者不显著,而前者在大多数回归中显著,并与GMP指数正相关。因此,我们有证据表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

最后,我们发现法国殖民历史很重要。数据表明,殖民时期特定的法国制度环境可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环境:文化和社会因素首先得以扩散,随后相互融合,从而为女性创造更多、更好的职业机会奠定了适宜的环境。

参考文献

Bennani H, E Farvaque and P Stanek (2014), “FOMC Members’ Incentive to Disagree: Regional and Background Influences”, 油印稿。

Chappell Jr, H W M, and R R McGregor (1993), “Partisan monetary policies: Presidential influence through the power of appoint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85-218.

Farvaque, E, H Hammadou, and P Stanek (2010), “Selecting Your Inflation Targeters: Background and Performance of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Members”, German Economic Review, 12(2), 223-238.

Grilli V, D Masciandaro and G Tabellini (1991), “Political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Financial Policies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N13, 341-376.

Lahner T (2015), “Inconsistent Voting Behavior in the FOMC”, 油印稿。

Masciandaro, D (2007), “Divide et Impera: Financial Supervision Unification and Central Bank Fragmentation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23, n.2, June, 285-315.

Masciandaro, D, P Profeta and D Romelli (2015), “Gender and Monetary Policymaking: Trends and Drivers”, Baffi Carefin Centre, Bocconi University, WP Series, 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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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onato Masciandaro是博科尼大学经济学教授,金融监管经济学讲席教授。Paola Profeta是米兰博科尼大学公共经济学副教授,also敦德纳性别倡议(Dondena Gender Initiative)协调人。Davide Romelli是ESSEC商学院及THEMA-塞尔吉-蓬图瓦兹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图片:一名女子走在巴黎以西拉德芳斯金融和商务区的广场上。路透社/Gonzalo Fu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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