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生活在尼日利亚的男同性恋者，我最大的挑战是在性取向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
2004年，我的演艺事业刚刚起步。我刚离开大学，并出演了“Roses and Thorns”，这是尼日利亚最受欢迎的电视台之一Galaxy Television的黄金档肥皂剧。我饰演理查德，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与女佣有染。
关于我私生活的流言四起，我决定是时候公开我的性取向了。于是我同意参加尼日利亚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谈话节目，讨论我的性取向。
几乎立刻，我的角色就被剧组删除了。工作一旦消失，我的经济保障也随之消失。与非洲的许多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样，我的选择是在经济自由与精神禁锢之间做出。
今年，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出台了严苛的反同性恋法律，引发了全球关于人权的辩论。这场辩论也已在世界银行展开，其行长金墉（Jim Yong Kim） 近日表示 ，“制度化的歧视对人和社会都有害。”
金墉的言论引发了批评与争议。人们常常主张，正如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那样，反对针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人群的官方歧视，不过是把“西方”价值观强加于非洲的一种手段。但这一说法预设了同性恋是“非非洲的”。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任何特定国家或大洲不存在LGBT人群（而大量证据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非洲领导人仍接受了这一假设。
2006年，尼日利亚时任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是最早这样做的人之一。乌干达总统尤韦里·穆塞韦尼随后效仿，于2014年签署反同性恋法案使其成为法律。其他领导人，从冈比亚总统亚希亚·贾梅到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也发表过类似言论。
这些官方态度给非洲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造成了重大苦难。事实上，在许多非洲国家，恐同对男同性恋者的代价已十分明显：法律处罚、社会排斥和私刑。
但非洲反同性恋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点：法律保护不仅是人权问题，也是经济问题。金墉的观点完全正确，研究已开始通过探讨在法律和社会态度禁止同性关系的国家中，反同性恋情绪与贫困之间的联系，来衡量恐同的经济成本。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家M. V. Lee Badgett 展示了一项研究的初步结果 （该研究关注恐同对印度经济的影响），该展示在世界银行的 一次会议 上进行，时间为2014年3月。Badgett估计，仅2012年的直接医疗成本一项，印度经济就可能因抑郁、自杀以及因反同性恋污名化和歧视所导致的艾滋病治疗差异而损失多达231亿美元。
除这些具体成本外，身为同性恋者还可能遭遇暴力、失业、家庭排斥、校园骚扰以及结婚压力。因此，许多男同性恋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生产力较低、收入较低、健康状况较差，预期寿命也较短。
2005年，我在尼日利亚创立了 平等权利独立项目 （TIERs），以应对因性取向遭到怀疑而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在第一年，我们为数十人提供了支持。一名年轻男子“Olumide”在家人因其同性恋身份将他赶出家门后，获得了临时住所。另一名男子“Uche”在性取向被披露后被厨师工作解雇。TIERs为他提供了住宿和资金，帮助他开设了餐饮业务。尽管已过去近10年，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仍然不安全。
在整个非洲，歧视带来的经济成本正在增加，与此同时，雇主、房东、医疗服务提供者、教育机构等各方排斥LGBT人群的压力也在加大。
如今，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正在规划将接替 千年发展目标 （MDGs）的全球发展优先事项。这些目标将于2015年正式结束，其中包括将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女性权能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相关指标。展望未来，世界银行应在LGBT权利问题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法律保护作为其向各国提供贷款的条件。
将女性权利纳入千年发展目标，并未通过强加“西方”价值观而破坏非洲文化；事实上，它推动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进步，这些国家如今在女性担任政府职务的比例方面位居世界前列。通过为LGBT人群争取类似保护，国际投资和援助可以提升经济绩效，并加强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世界银行始终警惕卷入“政治”问题，强调其并非全球人权的执法者；但它也日益认识到，自身在帮助成员国履行人权义务方面扮演着 促进者 的角色。LGBT权利应成为一个试验案例。
对允许特定社会群体遭受排斥的政府提供援助，可能带来非常现实的经济成本。在考虑新贷款时，应采取措施，确保其惠益尽可能具有包容性。
如果世界银行——目前 正向尼日利亚提供 近55亿美元的贷款，并预计在未来四年内每年额外承诺20亿美元——若该行朝这一方向迈进，其他资助方或将跟进。非洲LGBT人群迫切需要在争取人权与经济权利的斗争中，得到这样强有力的盟友。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阿德比西·阿利米是一名LGBT倡导者和艾滋病活动人士，在尼日利亚遭遇暗杀企图后逃往英国。他是阿斯彭研究所2014年阿斯彭新声研究员。
图片：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的一次集会现场，人们要求调查恐同犯罪。REUTERS/Ulises Rodrigu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