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与公民记者有什么共同点?都需要讲述一个有力的故事。
前些日子,我收到一条发给“人权与电影”的推文,内容令人心碎:“有没有人能为我的国家拍一部电影?”这让我陷入思考。那位匿名推文作者的国家,究竟有哪些影片,又有哪些公民记者?
我在推特上搜索有关该国的视频,只找到寥寥几段。但令人震惊的是,它们看起来都像是塔伦蒂诺最血腥场面的混剪:尸体、肢解的身体部位,以及酷刑留下的残酷伤痕,却没有任何关于何人、何事、何地或为何的说明。它们让我对受威胁的人民或人权问题知之甚少,而且画面如此血腥,我“关掉了”,感到情感上的疏离。
然而,塔伦蒂诺的电影之所以扣人心弦,原因并不在于其血腥暴力,而在于他知道如何讲述一个有力的 故事。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想法……
近来最鼓舞人心的两大潮流,是公民记者的崛起和人权纪录片的兴起。想想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提名作品 《五部被毁的摄影机》,由巴勒斯坦农民兼首次执导电影的埃马德·布尔纳特与以色列人盖伊·达维迪联合执导。再想想,如果电影与媒体行业能够将纪录片制作者与手持摄像机的普通公民联系起来,帮助他们作为有力的公民讲述者分享自身经历,那么人权电影制作者与公民记者在世界舞台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试想,好莱坞若能将其银幕内外的英雄人物作为导师,向世界提供帮助,激励和培训新一代全球公民讲述者,那将会怎样。试想,世界顶尖的媒体与电影学院也能派出最优秀、最出色的人才。试想,国际电影节与大学的网络能够举办面向公民记者的培训课程,既有线下也有线上,并由这些世界媒体领袖主持。
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网络发起一项新倡议:全球媒体导师(GMM)
或许每个国家都可以由一位杰出的电影人或记者担任倡导者,培训公民记者的叙事技巧,并指导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声音。
通过“人权与电影”,我致力于将电影制作人、行业、非政府组织、公民记者,以及处于这一切核心的普通民众联系起来,包括那位为寻求电影制作人帮助而发声的匿名推文作者。KONY2012的故事曾在博客圈引起轰动。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能在推特上搜索,并借助全球媒体导师的帮助,找到来自世界各地公民讲述者的感人故事,讲述那些我们鲜少看到的世界,以及我们渴望更多了解的人物,那将是美好的一天。
作者:温迪·登特是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的访问学者。 她被评选为 199 位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之一, 2013届。
图片来源:路透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