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是各国政府用来增强研发激励的主要工具之一，同时也促进后续创新。然而，学术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日益担忧，专利权本身正在成为创新的障碍，而非激励。专利数量的激增以及企业之间所有权的分散，被认为会提高交易成本、限制开展研发的行动自由，并使企业面临通过专利诉讼而遭受事后敲诈（Heller and Eisenberg 1998）的风险。在专利许可谈判破裂的极端情形下，后续创新可能被完全阻断。
这些风险在美国的专利政策公开辩论中得到了突出表达（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1），最高法院近期的裁决也涉及此类问题（例如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38, 2006）。欧洲政策讨论中，在实施统一欧洲专利和欧洲专利法院的问题上，也曾提出类似担忧（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为设计能够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的政府政策，首先需要量化专利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阻碍了后续创新，并确定其影响在不同技术领域和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这种阻断效应普遍存在，并对不同技术领域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则可能需要对专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反之，如果专利似乎只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中阻碍后续创新，那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可能更为可取。
通过司法裁决取消专利权
在近期研究中，我们估算了专利权对累积性创新的影响（Galasso and Schankerman 2013）。从实证角度研究这一关系颇具挑战，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需要识别有专利保护和无专利保护的可比技术。第二，后续创新很难衡量。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利用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专利无效裁决。该法院对涉及专利的上诉案件拥有专属管辖权。我们使用了1983年至2008年间1357份联邦巡回法院裁决的综合数据，并记录了每项专利是否被判无效。样本中约40%的裁决导致相关技术失去专利保护。为衡量累积性创新，我们遵循经济学中大量实证文献的做法，利用后续专利的引用来追踪知识溢出（综述可参见Griliches 1992）。
为估算专利权对后续创新的影响，我们比较了联邦巡回法院裁决后五年窗口期内，被判无效的专利与维持有效的专利所获得的引用次数。这一方法面临一个根本性挑战：被判无效的专利与维持有效的专利可能在多个可能影响专利引用的维度上存在差异。例如，涵盖商业潜力较大技术的专利，既更可能成为后续创新的有吸引力的目标，也更可能促使专利权人在诉讼中大力投入，以避免被判无效。为了估算专利保护对累积性创新的真实因果影响，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至关重要。
我们的实证策略利用了以下事实：法官通过计算机程序被随机分配到专利案件中，该程序随机生成三人合议庭，裁决按多数决原则作出。法官的这种随机分配，以及他们判定专利无效的倾向差异，使我们能够识别取消专利保护的因果影响。简而言之，我们比较了以下两类专利在联邦巡回法院裁决后所获得的引用：一类是因被随机分配至无效判定倾向较高的合议庭而被判无效的专利；另一类是因被随机分配至无效判定倾向较低的合议庭而未被判无效的相似专利。在开展这项分析时，我们控制了若干混杂因素，例如专利的年限、技术领域以及联邦巡回法院裁决前所获得的引用次数。
阻碍未来创新
我们发现，平均而言，专利保护的丧失会使焦点专利随后被引用的次数增加约50%。这一证据表明，至少平均而言，专利确实阻碍了累积性创新。有人可能担心，这只是法院裁决带来的宣传效应。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影响仅在法院裁决作出约两年后才开始显现，这与后续创新的开始相一致，而非仅仅是与法院裁决相关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媒体效应”。
我们还发现，专利无效对后续创新的影响存在高度异质性。不同的主要技术领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下图所示，在计算机与通信、电子以及医疗器械（包括生物技术）领域，专利无效对累积性创新具有较大且统计上显著的影响。然而，在化学、制药或机械技术领域，我们仅发现很小且统计上不显著的影响。
我们探究了这种异质性效应的来源，发现专利无效影响最强的技术领域具有两个特征：技术复杂（新产品依赖众多可获专利的组成要素），以及专利所有权在众多不同企业之间高度分散。这一发现与经济理论的预测相符，这些理论强调许可谈判失败是导致阻断的根源。
图1。专利无效对后续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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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揭示导致这些许可失败的机制，我们考察了阻断效应对某些类型的专利权人或下游创新者是否更为强烈。我们将专利权人和引用方创新者按规模分为三组：“小型”指专利组合少于5项的企业，“中型”指拥有6至101项专利的企业，“大型”指拥有超过102项专利的企业。我们发现，当被判无效的专利归小型或中型企业所有时，对后续引用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影响完全由大型企业所拥有专利的无效判定所驱动，这增加了随后引用焦点专利的小型创新者数量。这一发现表明，大型企业持有的专利权可能阻碍小型创新企业之间创新的“民主化”。
针对性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专利权仅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中阻碍累积性创新，这意味着政府的补救性政策应当具有针对性。对专利权进行“广泛”的收缩不太可能是最合适的政策。更可取的做法是设计能够促进更高效许可的政策和制度，从而在不削弱专利权所提供的创新激励的前提下，推动累积性创新。Furman and Stern（2011）研究的美国生物资源中心便是此类制度的一个有趣范例，它降低了获取知识投入的“交易”成本。
本文首次发表于 VoxEU.org。您可以在此查看包括参考文献在内的原始版本 此处。
Alberto Galasso 是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Mark Schankerman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也是CEPR研究员。 图片：一名技术人员指着用于制造专利计算机屏幕技术的原材料。REUTERS/Edgar 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