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一份深入研究的报告，探讨 全球性别差距、 可持续消费、 水安全 或 竞争力，便会引发全球讨论。当论坛汇聚来自商界的会员与社会各界人士（学者、艺术家、政治家、人权活动人士、工会人士、环保人士等）时，它要么被描绘成全球阴谋的险恶策划者，要么被视作召集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空谈会： 世界阴谋论 ，或是空谈。
那么，论坛究竟是什么？我无法假装能给出定论，但可以告诉你，在电视新闻和高等教育领域度过整个职业生涯后，我是如何 自己 理解它的。或许可以先从说明它 不是什么说起。
它不是游说或倡议团体。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要与自己选定的人私下会面，并不费什么力气。政治家有充分理由与可能成为雇主的公司以及可能成为投资者的金融家会面。行业协会、雇主团体和各国商会都会安排这类会面，并代表会员开展倡议。这不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职责。
它不是社交联谊协会。英国首相的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长期举办各类聚会，鼓励记者、银行家和名人彼此结识。餐桌旁谈论果酱时或许会有有趣的交谈，但这也不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职责。
那么，论坛为何存在？答案有德国的一面，也有瑞士的一面。先说德国：要回到二战后的德国——这个国家被极端民族主义摧毁，又被共产主义分裂；其西部领导人试图按照一种既能重建工业、也能重建社会的模式复兴国家。
这一进程意味着重新构想工业政治。其核心理念是，企业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服务股东。相反，企业应认识到自己置身于一个由员工、供应商、消费者、邻里以及更广泛群体构成的网络之中——这些都是它的“利益相关方”。企业若只对股东负责，视野就过于狭窄。公司需要承担更广泛的责任，成为社会、政治、知识、文化乃至艺术或精神领域的行动者。要理解这些责任，就需要互动。
这个理念很难用一个简洁的英语词语概括，在日常用语中也不常见。论坛称之为“多利益相关方”原则；将这一原则延伸到全球层面，便是世界经济论坛会员与其他全球利益相关方汇聚一堂的缘由。
世界经济论坛汇聚人们的动机很简单——用国际组织的行话来说，就是“召集”。论坛认为，只有接触他人的利益，会员才能真正理解自身利益。
接下来是瑞士的一面：参与。这或许体现了山区社群的传统：责任应由大家共同承担，每一种观点都应纳入其中，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作为社群一员的身份。这是一个古老的理念。日内瓦最著名的儿子之一、政治哲学家 让-雅克·卢梭阐述这一理念时，它或许早已存在。对瑞士人而言，这是其民主制度的一项原则—— 协商民主制。
在筹备论坛于 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会议时，会征询联邦、州和市镇各级民主机构的意见。达沃斯是一个思想独立的山地社群，深受瑞士直接民主传统的熏陶。这里的高海拔环境和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医生 亚历山大·施彭格勒，使达沃斯成为富裕肺结核患者的疗养胜地。 托马斯·曼 把他的疲惫喜剧 《魔山》设定在当地一家疗养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推动达沃斯以 思想静修之地 （视频）闻名。
如今的达沃斯是一座运转中的阿尔卑斯山城。与维拉尔、采尔马特和圣莫里茨那种如明信片般精致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旅游业更为务实。论坛年度会议提振了当地经济，却没有带动冬季运动。参加者中，能住进五星级酒店的还不到五分之一。当地滑雪缆车公司曾考虑在会议期间关闭缆车。我作为论坛会员到那里时，睡的是单人床，还要与人共用浴室。艰苦吗？倒也不至于，但确实是工作。
这正合论坛之意，因为它面对的是现实中的世界，而不是它希望世界成为的样子。论坛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一场阴谋，把全球治理与工业的精密齿轮拧在一起，意图阻挠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
对齐聚达沃斯的企业、组织和个人而言，彼此会面、跳出平日由随行顾问和参谋构成的圈子思考，以及不必为每次交流预设结果，这既令人如释重负，也带来了机会。论坛汇聚竞争者与同事、主角与对手、备受尊敬者与饱受厌恶者，但不要求所有参与者都遵守其信条或接受其原则。
这是一个渐进主义组织。它行动缓慢，而多元的资金来源意味着它不会受制于任何一种利益。要达成共识、让讨论得以展开，需要大量协商和规划。但一旦达成共识，推动的改变可能十分深远。
费边主义者会认同这样一个平台的价值：纳尔逊·曼德拉可以借此宣布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经济政策。它能激发非凡的慈善行动，例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所做的善举；也能让昂山素季这样的人拥有面向全球发声的麦克风。任何平台的力量都来自站在上面的人，而这些人的力量又源于其组织、职位或理念的实力。
在任何权势人物齐聚的场合，权力往往令人沮丧地未能得到运用。宝剑仍插在石中。因此，人们感到沮丧。为什么论坛不采取行动？为什么它接纳某国X、某位领导人Y？为什么它只是轻轻推动，而不是猛烈冲击？它怎么能任由现状维持下去？
每个在复杂组织中工作的人都要作出妥协。有时妥协奏效，带来进步；有时则不然。鼓励掌权者承担责任，可能只是权宜之计的幌子，但也可能促成改变。组织文化会自我强化。如果组织内部有足够多的人以“改善世界现状”这一使命衡量自己的贡献，这一使命便会赋予他们的工作价值和意义。
世界依然复杂，运转失灵。然而，与我成长的那个世界相比，如今的世界规模更大，也更美好；我成长的地方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初，像我祖母这样的女性戴着头巾去市场；取暖和烧水靠从煤斗里铲出的煤；所谓工作，简单说就是男人干活——靠罐头食品补充体力，之后用淡啤酒、收音机和足球博彩打发时光。而这样的生活，已是最受优待的数百万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生活。这就是论坛创立时的世界。
我坚信，经济进步能够推动社会和政治进步。本月晚些时候，世界经济论坛将以其年度会议主题—— 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为纲，邀请达沃斯的与会者重新思考世界如何运作。论坛也认识到，连自身模式都需要接受审视，而且要经常、定期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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