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StrengthsFinder 2.0 以及其他性格类型测试,已成为许多职场中常见的工具。但它们真的能告诉我们性格特质吗?它们对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有帮助吗?剑桥大学教授布赖恩·利特尔在新书《我、我自己与我们:人格科学与幸福之道》中探讨了这些问题。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亚当·M. 格兰特近日在利特尔作为 Authors@Wharton 系列客座讲师访问校园时,就性格特质及其新书采访了他。以下为经编辑的访谈文字稿。
以下为经编辑的访谈文字稿。
亚当·格兰特: 我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在镜头前采访自己的导师。布赖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书吧。
布赖恩·利特尔: 这本书其实源于几年前你我在哈佛的一些经历。当时我偶然获得了教授一门课的机会。课程开讲几天后,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接着更多。我当时想:“哦,这不是很好吗?学生们都来了。”但实际上,来的人是班上某些学生的前男友,因为这门课似乎触动了他们的内心,让他们觉得课堂之外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许真的能影响他们的生活。
[后来]家长也来了,还有好斗的叔叔之类的人。大约在2000年,我觉得写一本书是个好主意,让那些没有把人格心理学当作一门学术课程来学习、而是把它当作照亮生活的一种方式,并借此理解自己所爱和共事之人的读者也能从中获益。
“我其实是个非常内向的人——这让我的学生很惊讶……但……讲课时我会表现得外向。”
格兰特: 我记得我让每一位室友——其实是逼着他们——都去上你的课。
利特尔: 我也记得。
格兰特: 当然,他们后来回来把我所有的问题和病症都诊断了一遍,算是报答我了,我想这也是我应得的。但课程中我们了解到的最有趣的观点之一,是“自由特质”这个概念。请谈谈这个概念。
利特尔: 要理解这个问题,先要看到:如今,特质研究正处于上升势头。曾有一段时间,特质心理学陷入严重困境。这源于沃尔特·米歇尔1968年的著作《人格与评估》,他在书中得出结论,认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并不存在。近来他已修正了这一立场。但在当时,这对该领域是个沉重打击。此后几年,特质心理学家——研究人格“大五”维度的人——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已成为人格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
但我对此有些顾虑。让我说说我对特质的担忧究竟是什么。“大五”人格维度的英文首字母组成 OCEAN: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许多特质研究者认为,只要了解一个人在这五个维度上的位置,就足以有效地描述这个人。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你知道,我讲课时也会谈到这些。在这本书里,我用几章篇幅讨论这些相对固定的人格特质。
也许最应时、最热门的话题是外向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共同好友苏珊·凯恩写了《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我强烈建议各位观众阅读,唯独第九章除外。第九章讲的是一个古怪的小个子加拿大人——他曾在哈佛教书几年,总躲在洗手间里避开学生——所耍的花招。我借助“自由特质”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行为——我想那人和我很像。我其实是个非常内向的人,这让我的学生很惊讶。作为内向者,我的得分低于量表的最低点。
但因为有件事对我至关重要——那就是以饱满热情授课,并在公共场合运用头韵的个人计划——讲课时我会表现得外向。我会像你在课堂开场时那样大声讲话,也会手舞足蹈。我希望不要太夸张,因为我认为授课时不应咄咄逼人;但我们得让早上八点的学生保持清醒。所以我会那样表现,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由特质”。《我、我自己与我们》一书很大一部分内容,探讨自由特质行为与特质行为或固定特质行为有何不同。
就我而言,假性外向的自由特质行为是为了推进我的核心计划,也就是与我所爱的学生互动。它以有益于我的方式推进这一核心计划。但这可能也有代价。我并非少数例外。很多人会通过自由特质表现出与本性不符的行为。有些人非常随和,但整个三月都表现得不似平常,因为他们正努力为母亲争取更好的养老院。他们不得不冲破行政阻力,推进“照顾妈妈”这一计划,而这要求他们表现得不那么随和。
我们做得到。这叫“职业精神”,也叫“爱”。但如果长期表现得与本性不符,我们可能要付出代价。关于这一点的实证证据仍在积累。我会说,目前证据并不一致。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做出违背我所说的“第一本性”的行为,可能会带来问题,尽管这同时也能增进我们的福祉。
格兰特: 谈到职场,你提到的一点是,我们都有个人计划——也就是我们对某些行动方针作出的承诺,而这些方针对我们意义重大。了解共事者的个人计划,如何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协同工作?
“许多人会通过自由特质表现出与本性不符的行为……但如果长期如此,我们可能要付出代价。”
利特尔: 了解这些计划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他们的行为,而单纯观察或留意他们外在可见的行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一个人持续表现出某种行为模式,可能会说这个人有神经质,于是因为他与客户打交道时显得焦虑,就给他较低评价。但实际上,只要了解他的核心计划,就可能完全解释这种行为。这个核心计划也许是:“我得去接孩子。他正在外面挨冻。我知道自己有点分心,在这场财务会议上可能会显得没听懂大家在说什么。”
一旦了解一个人的核心计划,甚至问一句“近来怎么样,大卫?”,我们就能真正把人当人看待。我认为,长远而言,这会带来巨大的益处。
格兰特: 你在书中表明,对人格有些更有效、有些较无效的思考方式。当然,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BTI],你观察它已有近半个世纪。你如何看待它作为一种评估工具?
利特尔: 我在书里对 MBTI 批评了几句。但随后我又回头审视它所发挥的作用:让人们谈论个体差异和人格。这是好事。它为我们思考彼此和自我开启了一条途径。从严谨的心理测量学家的角度看,它的效度和信度都很不理想。但我认为它确实有一定作用。
与一些会全盘否定它的学生不同,我认为它有其存在空间,但我们需要谨慎。再次借助自由特质来说明这一点。有些人把“我是外向者”或“我是直觉型内向者”挂在嘴边,有时会把它看得过于实在,以至于真以为大脑里存在某种神经回路,会宣告“我是外向者”或“我是内向者”。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把“我是外向者”或其他任何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标签视为身份核心,从而将自己隔绝于反证之外,就会缩小充分展现人性的自由空间。
亚当——我只是随便用个名字——可能相当内向,但他也可以做出与本性不符的行为,推进对自己重要的核心计划,例如沃顿商学院的学生。这些都很重要。但如果他只是把“我是内向者”写在额头上,他的自由空间就会受到严重限制。
格兰特: 我最喜欢的章节大概是关于自我监控的那一章。我认为,这一章抓住了一些根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适应情境,而另一些人则选择说“这就是我”。请谈谈我们应该了解的自我监控。
“一旦了解一个人的核心计划……我们就能真正把人当人看待。”
利特尔: 自我监控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马克·斯奈德的研究而兴起。我重新审视了这一概念,并尝试从忠于信念、保持真实以及当前关于真实性的争论这一整体议题来阐释它。高自我监控者会根据当前情境调整自己。在派对上,他们就表现得像参加派对的人;在葬礼上,他们就表现得像参加葬礼的人。高自我监控者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情境。低自我监控者则依据自己的信念和人格特质行事。
如果低自我监控者在派对上感到特别悲伤,他会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喜欢在派对上闷闷不乐。”高自我监控者则会说:“天哪,这是派对。你为什么站在棺材旁盯着它看?你得振作起来,适应一下情境。”低自我监控者会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随时变脸的人没有个性。”高自我监控者则会说:“那些僵硬地坚持做自己的人没有人性,因为他们对他人的需求麻木不仁。”
在介绍了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高度自我监控很有适应性,前提是它不会演变成所谓的“审美型人格障碍”:你被情境的要求、愉悦感或审美特质过度左右,以至于做出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有些政客曾被指责患有审美型人格障碍。而这又会演变为一种麻木不仁,甚至可能极其危险。
格兰特: 最后,我们常常认为,伟大的领导者也是伟大的教师。能听听一位真正杰出教师的智慧,将会很有帮助。你获得了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大学教学奖。在你任教哈佛的每一年,你都是当届学生最喜爱的教授之一。领导者可以从你的课堂教学方式中学到什么?
利特尔: 首先,谢谢你。最近我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部分思考受到你本人研究的启发,也受到内向者善于倾听这一证据的启发。在说与听、主张与反思之间取得平衡,并能够在二者之间转换,似乎至关重要。
我不认为领导者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格类型。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关键在于有能力选择、挑选并发挥自身人格中最有美德的一面;有能力倾听;有能力说“我听取了意见,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有能力迅速行动,介入并处理局面,而不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困惑不决、犹豫不定。但任何一方面做得过头,都会在个人和政治层面引发问题。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Knowlegde@Wharton,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旗下的在线研究与商业分析刊物。转载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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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当·格兰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也是《给予与索取:成功的新方法》一书的作者。
图片:一名男子摆姿势拍照,天空中可见日晕。巴西利亚。路透社/乌斯莱·马塞利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