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超连接的时代,但矛盾的是,我们常常难以与“他者”建立联系,他者的价值观、信仰、信念、观点和文化可能与我们不同。随着数字技术日益精密,并越来越擅长在线上线下个性化和定制我们的社交体验,我们越来越困于自己的文化和道德领地之中——“过滤气泡”,正如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所称。这些气泡是算法(被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网上商店及其他服务所采用)的结果,这些算法经过编程,不断向我们反射我们自身形象的各种变体。我们向它们提供的“点击”“点赞”和“选择”越多,算法就越多地把我们自己的影像反弹回来。若我们不加小心,很快就会生活在一座镜屋之中,被专门策划的、看起来和感觉“像我们”的熟悉内容所包围。但谁是“非我们”的人?
“过滤气泡”效应会缩小我们的伦理敏感性,以及我们对他者发展道德情感的能力;事实上,它还可能剥夺我们尊重与宽容、公民对话,以及最终信任与合作的根本基础。这是因为道德依赖于共情,即与他者共同感受,或者正如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所描述的,依靠“为他者而存在”。但如果我们不与他者相遇,又怎能与他者同在,并为他者而存在呢?如果算法作为我们的“私人技术管家”,使我们停留在舒适区之内,我们便停止学习;事实上,我们是在“去学习”。而“社交图谱”,即我们社会联系与行为的网络呈现,可能确实会像马克斯·韦伯所言,成为我们时代新的“铁笼”。
除非我们想变成数字隐士,否则我们应当求助于技术本身以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数字产品、服务和功能是促成社会发现的有力工具,不仅基于我们的共同点,也基于使我们彼此区别的特质。它们可以增加摩擦,增加我们对他者的接触而非减少这种接触,并因此给予我们回报。试想一个连接“不同想法者”的社交网络;一款基于地理位置、跨越代际或社群的即时导师应用;一项搜索引擎功能,推荐与我们观点截然相反的意见;一项旅行服务,通过刻意“错配”我们的个人资料,提供行程及同行伙伴;或一款会议应用,展示超出我们行业重点或专业领域的议题。
这些或许只是一些天真的例子,但它们说明了我们所期望的更广泛的思维转变: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对抗埃文·赛林格(Evan Selinger)所描述的社会伦理——“技术效率与无摩擦分享”,并以“解决主义”加以抗衡,以“不适区”挑战我们的假设,并将我们带出日益狭小的世界。我们必须从一种促进社会便利、可预测性与舒适的技术观,转向一种允许模糊、偶然发现与不适的技术观。正是这些特质使我们成为人类,并使我们不至于屈服于“算法式”的世界观。
作者:蒂姆·莱伯雷希特(Tim Leberecht)是全球设计与建筑公司NBBJ的首席营销官,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 价值观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他共同主持“Silicon Values”晚宴系列活动,并且是即将出版的著作“The Business Romantic; Creating Experiences, Organizations, and Things That Mean More”(HarperCollins,2014年)的作者。
图片:一名女子在首尔上网 REUTERS/You Sung-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