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一种说法(尤其是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认为,城市数量过多而人口过少。这一说法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影响。例如,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在空间上集中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收益似乎更大(Combes et al. 2013)。因此,中国决策者可能有动机调整城市规模分布,以最大化城市集聚带来的收益。
中国规模低效的小城市所付出的代价似乎很高。Au和Henderson(2006)的开创性论文估计,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因规模小于生产率最大化的峰值规模,每名工人的净产出损失了30%。规模过小的代价远大于规模过大的代价。
然而,这些既有研究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使用了错误的数据来衡量城市。大多数关于中国的研究以某地的户籍登记人口来衡量城市,而非以实际居住人口衡量。近期进入城市、但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因此,按本地户籍人口统计,会错误地使城市看起来过小且规模过于均匀。其他研究以就业人数衡量城市规模(如Au和Henderson 2006),但未注意到它们所使用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就业数据遗漏了大多数私营部门员工。这两个错误可能相关,因为没有本地户籍的新进城市居民,比国有部门员工更可能在私营部门工作。
直到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之后,才有可靠的城市规模估算数据可用。在近期一篇论文中,我们利用这些更可靠的衡量指标,估计了每工人产出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Li and Gibson 2015)。我们报告了286个地级市的市辖区(shiqu)的结果。市辖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城市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的空间单位。我们纳入了2010年人口普查中除拉萨外的所有地级市(拉萨的数据不完整),因此覆盖的国土范围远大于既有研究。
数据经得起审视吗?
为显示先前所用数据的误差造成的影响,一个起点是绘制城市就业与城市排名的对数-对数图,分别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既往研究所用)和人口普查数据(图1)。若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更接近齐普夫定律(该定律意味着斜率为-1),系数为-0.962;若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系数为-0.936。¹ 齐普夫定律为有效的城市规模分布提供了一个基准(Gabaix 1999),因此,人口普查数据的拟合效果更好,表明关于中国明显低效的城市规模分布的推断,可能受到了所用数据误差的影响。很明显,若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位序-规模曲线会向左偏移:该来源的就业估计值平均只有同年同城市人口普查记录的43%。
图1 2010年中国城市的位序-规模图
从图1还可以看出另一个特征:规模非常小和非常大的城市,最明显地偏离了对数位序与对数规模的线性拟合。为检验结果是否仅由尾部城市导致,计量估计以城市就业人数进行加权。
采用广义Leontief设定,将非农业每工人产出与城市规模、城市产业结构(第一产业的GDP份额,以及第二产业份额与第三产业份额之比)、人均资本,以及一组控制变量相关联。控制变量包括:到所有其他城市的人口加权距离(代理国内市场潜力)、到十个最大港口的距离(代理国外市场准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代理劳动力质量),以及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的产出(代理技术水平)。
规模较大的城市并非因为生产率更高,因果关系也可能相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生产率更高促使城市增长。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规划规模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利用它我们发现不存在显著的劳动投入量内生性偏误。因此,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广义Leontief模型。
该计量模型可将每个城市的规模与估计的生产率最大化规模进行比较,后者是拟合的倒U形产出-规模关系曲线的峰值点。对大多数城市而言,峰值左侧的斜率比右侧更陡,这意味着规模过小的城市损失大于规模过大的城市。例如,东莞市的就业人数比峰值高出300万人,由于规模过大,预计产出损失略超过10%;而比峰值低300万人时,预计产出损失将近50%。
我们根据实际城市规模是否位于使每工人估计产出最大化的规模的95%置信区间之外,来判断城市是否显著过大或过小。显著过大城市与显著过小城市中的工人数量大致相当:采用加权结果时,两类城市分别占29%和32%;采用未加权结果时,显著过大城市占31%,显著过小城市占25%。
当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衡量城市就业人数时,我们发现,城市偏离峰值点导致的每工人净产出损失,中位数为8%,平均值为15%。这些估计值仅为Au和Henderson(2006)计算值的一半,后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该数据并未完整统计员工人数。如图2所示,这些由次优城市规模导致的每工人净产出损失估计值之间的差异,贯穿整个分布。
图2 比较次优城市规模导致的损失
无论结果是否按城市就业人数加权,都不会改变关于次优城市规模导致的损失较小这一关键发现。在加权结果中,众数损失类别为0-5%,涵盖37%的城市和45%的工人。在未加权结果中,0-5%损失类别包含44%的城市和42%的工人。这些结果的一个有用结论是:五分之四的城市接近其生产率最大化的规模,净产出损失低于25%,这些城市容纳了中国城市80%以上的工人。
结论
中国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城市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许多既往研究所用的数据经不起审视,因为它们遗漏了大量工人。利用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中更全面的城市就业数据,我们没有发现有力证据表明中国存在低效的小城市。大多数城市接近其生产率最大化的规模。在远离峰值点的城市中,规模过大的城市与规模过小的城市中的工人数量大致相当。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城市居民(统计人员除人口普查外并未追踪他们)似乎正以与生产率最大化基本一致的方式重塑经济地理格局。
参考文献
Au, C. 与 V. Henderson(2006),“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3(3),549-576。
Combes, P. P., S. Démurger 与 S. Li(2013),“中国的城市化与移民外部性”,VoxEU.org,7月9日。
Gabaix, X.(1999),“城市的齐普夫定律:一种解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739-767。
Li, C. 与 J. Gibson(2015),“中国的城市规模与生产率”,Economics Letters 131,86-90。
尾注
1 该差异在p<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布。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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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Gibson,怀卡托大学经济系教授。Chao Li,怀卡托大学怀卡托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图片:2013年9月24日,一名男子在上海外滩前查看他的iPad,背景为金融区。REUTERS/Al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