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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rice Di Caro:来自世界经济论坛,我是Beatrice Di Caro,这里是《读书会》播客。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作家、近期布克奖得主Shehan Karunatilaka,共同探讨他的获奖作品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
这本书讲述了一位斯里兰卡战地摄影师的故事。他发现自己身处死后世界的灵魂处理中心,于是开始追查自己被谋杀的真相,这一过程牵涉到他把朋友们引向床底下一个装有罪证照片的盒子。
这是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此前他于2011年出版了处女作Chinaman,该书为他赢得了英联邦奖。他还创作过儿童书籍、摇滚歌曲和剧本。
Shehan出生于斯里兰卡,在科伦坡长大,并在新西兰求学,此后曾在新加坡、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生活和工作。
我的同事Kate Whiting与我一同采访了Shehan,我们开场便请他讲讲Maali的故事究竟是关于什么的。
你读过吗?
Shehan:简单来说,这很复杂。但其核心是一个谋杀悬疑故事:一位已死的战地摄影师,试图解开自己的谋杀案。故事设定在1989年,那时斯里兰卡同时在打三场战争。它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惊悚小说,因为这位战地摄影师床底下藏着记录斯里兰卡悲剧暴行的照片,他打算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众。所以这是另一层动机。此外,它也是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故事中心是一段三角恋,还有很多鬼魂、关于鬼魂的哲思和一些笑料,许多元素交织在一起。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位已死的战地摄影师获得了七个月亮的时间,与自己的人生和解。
Beatrice:我很荣幸读过这本书,而且我自己学过新闻摄影,所以书中关于战地摄影的部分真的深深打动了我。
Shehan:你去过战区吗?
Beatrice:没有,那曾是我想走的职业道路之一,但我现在在论坛做社交媒体工作,并与作家合作,所以就……
Shehan:没有人朝你开枪。
Beatrice:没错。
Shehan:说得也是。
Beatrice:所以它依然很有创造性,只是方式很不一样。是什么促使你写这本书的?
Shehan:其一是,我的第一本书Chinaman: The Legend of Pradeep Mathew写的是板球和一个酗酒的体育记者。我有点厌倦谈论板球,而且我并不是专家,尤其在我们这个地区,板球专家多的是。
所以我想在第二部作品中写点截然不同的东西。我对写一个鬼故事很感兴趣,但不是传统的那种,主要是因为我从2010年、2011年开始思考这件事,当时斯里兰卡的三十年战争刚刚在2009年结束。我觉得,人们并没有从这些悲剧中汲取教训,而是充斥着大量的相互指责和争论,并且谈论的都是战争最后阶段死去的平民,只是争论谁该为此负责。于是我想,如果死者能开口说话呢?如果斯里兰卡众多战争中的受害者能够发声呢?他们会对斯里兰卡以及斯里兰卡如何对待他们说些什么?这正是促使我写下这本书的真正原因。
可悲的是,回顾斯里兰卡的历史,在我的一生中,可供选择的悲剧很多,未解的谋杀案和鬼故事也多得是。我之所以选择1989年,是因为我记得自己还是少年时,那段时期……你知道,当时有一场内战,泰米尔分离主义者,也就是LTTE,与斯里兰卡军队交战;南部还爆发了马克思主义叛乱。政府的死亡小队还让年轻的激进分子“神秘失踪”,印度维和部队也驻扎在当地,各种秘密情报人员、军火商和外国势力四处活动。如果我写的是惊悚小说,这些情节就太多了。如果我写的是虚构小说,我会说:“那就删掉其中几条吧”,但现实就是如此。
我还记得,作为少年,我住在科伦坡,与这些动荡相隔绝,但我确实记得路边有尸体,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死去,或者是谁杀了他们,因为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所以,1989年看起来像是遥远的古代史,尽管那已是30、40年前的事了。因此,这就是我的写作动机。我对那个时代很着迷,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它,只是作为科伦坡的少年,我被庇护在动荡之外。所以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但我采访过一些身处局势较不安全地区的人,他们不得不承受战争的重压。当然,我也进行了研究,这段历史有大量详实的记载。而且我觉得它已经足够遥远,不会给我惹来麻烦,因为很多主要的反派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他们都在某种暴力行动中遭到暗杀或杀害。所以,这确实是我的动机。但当我真正投入创作,角色Maali Almeida浮现出来之后,故事便有了不同的层次,变得既是政治故事,也更多了一层灵性的色彩。
Beatrice:当然。关于死亡的主题是我们想问你的,我知道Kate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但首先,恭喜你获得布克奖。
Shehan:非常感谢。
Beatrice:赢得布克奖是什么感受?这本书在全球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Shehan:是的,参加这类比赛时,你心里清楚胜算有多小,有点像Maali Almeida,不过我不是赌徒。但你知道,要进入长名单,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在那个级别上,任何一本书都有可能获奖,你无法预测结果,即使人们会去下注。所以你抱着这种心态参赛,能进入布克奖短名单,已经会很开心了,尤其是一部来自科伦坡的小说。我……所以你要以那种禅式的平常心去面对,然后当你的名字被念出时,恐惧才开始。对吧?所以你还是得上台,但幸好我口袋里记了几条笔记,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不想在喝了几杯酒、镜头对着你的时候即兴发挥。
所以我最终还是做完了发言等一切环节,当时……结束了,现在……现在已经轻松多了,但之后的情况是,你的手机整夜都在叮叮作响,还有大量媒体报道和采访,接下来的48小时都非常忙碌。所以,至于反响,我一直在关注Twitter和Facebook上的一些内容,还有各种留言。大多是正面的,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这么多人。我想,回复完这些可能要花掉我写这部小说时同样长的时间。这部小说写了七个月亮的时间,但获奖至今还不到两周。所以我很清楚,这将改变我的职业生涯。我甚至没想到自己出了一本书之后还会有什么职业生涯。我之前有一份日常工作之类的。所以现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种感受会慢慢向我袭来,尤其是等我最终回到斯里兰卡的时候。
这一切美好而又完全出乎意料,有点超现实。但是,我一直都非常感激。
Kate:所以,你就是记者Pico Iyer所说的那种“全球灵魂”。我了解到你曾在新西兰求学,并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新加坡生活过。你认为这些全球视野为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Shehan:我在斯里兰卡长大,但童年是在伯明翰的Wordsley度过的。周末我会去那里探望。不过,我是在斯里兰卡长大的,之后在新西兰求学,并在新加坡和伦敦生活。我一直尝试书写这些地方,甚至在二十来岁时就已如此,而且我并没有感到获得许可,并且,如果我写伦敦、写阿姆斯特丹,这些题材也都是被写滥了的……而且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些书总是在我离开故乡时开始动笔的。
我想,Chinaman是我在伦敦时写的。这本书是我在新加坡时开始的,而那种感觉又把我带回了原点。所以我不太确定那种全球视野……我想也许有一种新西兰式的幽默感。但我确实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我身在国外时,我往往会更专注于斯里兰卡,这反而把我拉了回来,因为我在新加坡时觉得自己无法写作。我确实感受到斯里兰卡的写作存在内部与外部之别。我想,在我成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写作都来自外来者,甚至是外籍作家,他们进入这里进行观察。
而现在,我们读到的越来越多的是那些常驻当地、并书写当地的人的作品。所以,是的,我认为斯里兰卡是取之不尽的故事来源,因此我想我将永远会不断回归。
Kate:你提到的处女作Chinaman出版至今已超过十年。我很好奇,这本书的出版之路是怎样的。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一场疫情,而你也有了孩子。你能跟我们讲讲你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的这段历程吗?
Shehan:我采访过的所有作家大多都说,疫情对写作来说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那对全世界来说是一段创伤性的时期,但我认为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当高产。但我的意思是,我正在接近尾声,那就是最后阶段。正如我所说,在有孩子之前,我在新加坡从事一份企业工作,但当我观看那场辩论时,那是网上的一场纪录片之争,人们争论的不是那些死者,最终我们算出的、大家基本认同的数字是那场战争最后阶段约4万人遇难。但大家只是争论谁该负责。我一直在观察这一切,但我当时全职工作,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处理它。直到我在孩子出生后回到斯里兰卡,这件事才真正开始。
它经历了许多次……也许我该怪我的孩子,我总是这样,有一个一岁的孩子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在那段时间里构思一个充满鬼魂的政治故事非常有挑战性。所以它经历了很多很多稿件和阶段,以及各种构想。我记得早期的版本是一部关于一辆巴士在海啸蹂躏过的海岸线上行驶的恐怖惊悚片。
这个故事设定在2004年。它并没有完全成形,但从中保留下来的唯一东西是巴士上的鬼魂,那是一个名叫Maali Almeida的鬼魂。所以我过去常常去新加坡,做一些自由职业,然后回来写作。因此中间有很多断断续续的间隔。但当我回来后,Maali Almeida这个角色显得非常迷人,他的声音以第二人称的形式出现。那时我才真正找到了方向,文字开始顺畅地流淌出来,并且……
但正如我们概述过的,这依然是一本相当复杂的书,因为它有很多相互关联的部分,许多声部在不同的时刻奏响。我在2020年完成了它,或者说我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印度的出版商非常热情,因为Chinaman在那里拥有相当忠实的读者群,所以他们渴望续作。我觉得这部作品还需要一些打磨,因为它看上去有些混乱,但他们似乎很乐意接受。我们在疫情爆发前刚刚出版了它,但之后我们在英国和美国难以找到出版商,因为他们觉得它令人困惑、难以阅读,并认为它会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
于是,我们找到了Sort Of Books的Natania Jansz,她曾是我的一位非常慷慨的读者,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她是斯里兰卡人,而她的丈夫、Sort Of Books的Mark Ellingham,是我在斯里兰卡认识的。我们多年来一直是朋友,后来我们坐在一起。她接手了这部作品,并表示需要大量的修改。于是我们决定进行调整,使它更易于西方读者理解。但随后,疫情的影响使得一切变得复杂:出版日期不断被推迟,2020年变成了2021年。所以我们最终不得不调整安排,重写部分内容,因此它在之后经历了大量的编辑工作。
重写一本你以为已经完成的书,感觉有点奇怪,但我确实感到它变得越来越好。尽管一开始……我的意思是,我以写文案为生,每当客户回来提出修改意见,你都会有点崩溃,但你还是得去处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意识到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显然,这些时间花得很值,因为我们最终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Kate:我觉得读一本以第二人称写成的书非常新颖,我想请你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思考过程。这让我作为读者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但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写?
Shehan:嗯,我想这两本书,我最初都尝试用第三人称来写,而这一次,很明显应该用第一人称。这同样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我需要解决大量技术难题,比如如何构建死后世界以及它的规则,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无形体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我无法真正描述这一点,不过我确实,我的意思是,他确实有一种拥有身体的感觉,而且他对此有所描述。
但它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想明白了,它也许就是你脑海中的声音。那是死后依然存在的东西。那是什么声音?它是你的灵魂吗?你的良心吗?无论它是什么,就是你脑海中的那个声音。而我意识到,我脑海中的声音就是第二人称。我不知道别人的脑海里是什么样,但那似乎就是……就像有人在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在你开始写作时进行的这些尝试中,我再次注意到,就像我的第一本书,当我决定从一个醉酒的、写体育报道的叔叔这一角色的视角来讲述时,它写得非常顺畅。
我在这里也有同样的发现。然后,我的意思是,书中也对此进行了剖析:这个“你”到底是谁?是Maali,还是Maali的另一个面向?而我注意到,现在我们正在制作有声书,并且这并非我的提示,配音演员在旁白上使用了略微不同的声音。旁白的语调是一种,但当Maali以角色身份说话时,口音会更明显一些。我觉得这其实相当恰当,因为讲述故事的并不是“你”这个人,也不完全是Maali,尽管,我不想透露太多,但综合各种原因,这一切似乎都很合理,我认为最主要的证明是,故事正是从这里自然流淌出来的。
这就是这一选择背后的考量。同时,你也会担心它可能会变得令人厌烦。我的意思是,我写过一些第二人称的短篇小说,但要用这种方式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是的,它似乎奏效了,而且人们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Beatrice:完全同意。回顾这本书,你最喜欢哪一部分?有没有某个瞬间?某句话?有没有什么东西,当你回想起来时,会特别突出?在不向我们的听众透露太多的前提下,有没有一个时刻,会一下子浮现在你脑海中?
Shehan:不,我得想想。这是,你的……当你把它改写了这么久之后,很难想起某些片段,因为一切都经过了大量修改。我想说,我在完成后就没有再读过它,但我记得的是那只死去的豹子,我不想剧透太多,但那个角色出现了。而在这种神话中加入会说话的动物,这个决定我也不是轻率做出的。
但那只死去的豹子出现了,并且它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我相信,同样,不剧透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成为这本书的主角,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所以我记得,这让我感到惊讶。它是一个你原本并没有计划的角色,却自己冒了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叙述的声音。所以那些部分让我印象深刻。但我也记得,我很享受……我不会说写作让我享受,因为这一切都是艰苦的工作,但我很享受那些关于三角恋的部分。这段三角恋从来没有被明说,而它恰恰是本书的灵魂。
这些角色再次开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彼此相处。这是我没有过多刻意安排的部分。而这正是写作中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你在写作时会做大量的情节规划,尤其是像这样复杂的书。但当一些元素似乎自行运作并塑造了故事的走向时,我记得正是这两部分。
其他内容,我是说政治内容和关于死后世界的内容,我记得它们更多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比如,鬼魂能去哪里?他们如何与生者交流?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所以我能看到其背后的艰苦工作,但我认为,这两个元素似乎是有机地生长出来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Beatrice:你提到,大量的改写是因为它需要更能吸引西方读者。那项工作是怎样的?你是如何让这本书变得更具全球性的?我在某处读到,这本书属于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如果你想这样称呼的话,这让我想到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但你是如何从一个似乎不够全球化的版本做出这些改变的?
Shehan:嗯,首先,我认为,正如我们之前所概述的,1989年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相当复杂。因此我认为,你不应该非得了解1980年代的斯里兰卡政治,才能欣赏这本书。这同样也是我第一本书的一个要点:你不需要懂板球,也不需要了解或知道任何关于斯里兰卡的事情,就能欣赏Chinaman。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在前50页里放了一些“小抄”式的注释,让读者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这里的做法也一样。前面有一章大致概括了内容,几乎像一个词汇表,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小说里的词汇表。
但它提供了这样的“小抄”。所以这一点得到了加强。我想它在之前的版本中就已经存在。因此,这一点的目的,是把各个派系是谁,以及死后世界的规则讲清楚。我想,比如轮回、恶魔和饿鬼之类的概念,在这里我们是理所当然地理解的。当然,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鬼故事,但我认为,解开这些神话体系正是关键。所以我认为,最初我们主要是从这里入手的。
但之后,我们又重新审视了节奏等问题。正如我所说,你有两年时间,就会不断地修修改改。那么,一个西方读者现在会不会完全看糊涂,然后放弃这本书?我们是否应该让它对他们来说更容易理解,把这一部分删掉,并确保……所以,我认为,谋杀悬疑和政治惊悚的情节线,我们都进行了加强。因此,这些类型小说的线索是可以追随的,而节奏方面……我的意思是,七个月亮本身就是任何惊悚小说中经典的倒计时装置,所以我认为这类调整就是这样进行的。
但我也是类型小说的爱好者,所以我认为我也同意这些修改。你不希望它被看作是一本艰深的书,让人觉得需要本地人的知识才能欣赏。所以,最初的修改就是这些。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开始审视人物塑造,以及一些政治评论,它们可能没有完全触动读者,或者一些内容重复出现的地方。
我们的标准是:你可以拿起这本书,即使对斯里兰卡一无所知,也依然能够跟上情节,并欣赏和享受它。希望如此。
Kate:我想回到你提到的那段三角恋,书中的两个主要角色显然是Maali和DD,所以我想问你关于Maali的事。他这个角色身上,有多少是你自己的影子,如果有的话?而且,因为你是作家,也是一个观察人的人,他是一名摄影师,你们俩都有一种后退一步、透过不同镜头看世界的习惯,你是否在这一层面上与他产生了共鸣?
Shehan:正如我所说,我看的是1989年那些未破的谋杀案。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是Richard de Zoysa,我想他就是书开头的题词对象。他是剧作家、活动人士、记者,也是一名未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于1989年或1990年被谋杀。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当然,Maali后来成了战地摄影师,也成了赌徒,诸如此类。我并没有真正想过这些,第一本书同样如此,我写的是一个比我大两倍的酒鬼,他属于另一代人,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透过这个人的眼睛来看这个故事。
我想,如果说你在我身上能看到什么,那就是Colombo的愧疚感,也就是身处Colombo中产阶层“泡沫”之中的那种愧疚,那是在岛上发生可怕之事的时期里,身为Colombo中产阶层所感到的愧疚。我并没有真正受到影响。我的意思是,你在永无止境的战争意识中长大,所以自然会有一些东西渗透进你的内心,但我并没有真正受到影响,我知道人们正在受苦,当然,除了三十年后写了一部小说之外,我并没有做太多事情。
但Maali就像《Chinaman》中的Mathew一样,因为我以前是左臂旋转球投手,只是打得不太好。他是我本可以成为的那种板球运动员的幻想版本。我想,这个人是一位活动人士,他真正走进了战区,做了些事情,并运用他的创造力。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我连自拍都几乎拍不好,但我很欣赏那些身边的人,他们能拍好照片,并走进去观察,希望用他们的艺术去阻止事情发生。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那么理想主义,或那么勇敢,但我确实在他身上特别注意到那种Colombo式的愧疚感,我想,是的,这种感觉来自一个真实的地方。后来,当我采访别人时,我才发现……你并不真正了解事情的全部程度,也许最好不要知道。十四岁时,你如何消化这些事情?但说实话,关于Maali,我也被问过,而且在初稿阶段我收到的反馈是,Maali并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角色。
我不确定我是否想和他一起消磨时间。我倒是很想和《Chinaman》里的WG一起消磨时间——看板球比赛,喝些arrack,听起来是个有趣的人。这个人就没那么……[那么]有趣了。或者DD,也许是Jaki,三角关系中的第三个点。Jaki,我想也许是,但我当时想,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不认为角色一定要讨人喜欢,你才能跟随他们。你只需要为他们加油,或理解他们的动机。
但我不确定在Maali身上,除了身处Colombo的那个“泡沫”之外,是否还有多少我自己的影子。不过我很享受书写他,我对他很着迷。
Kate:我想谈谈死亡。我知道你说这是一部讽刺作品,其中确实有一些相当可怕的真实元素,实际上,你描写的一些场景本质上很骇人,而你显然是在谈论战争的暴行,这是无法回避的。但从核心来看,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现在身处来世,我们看到他和朋友们以及母亲得知他已死去的那一刻。他从上方看到这一切,我觉得这是对死亡一次非常有趣的探讨。我特别觉得,来自英国的我们往往回避谈论死亡。其他国家,你知道的,尤其是墨西哥,他们会庆祝死亡。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你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应该更能坦然地谈论死亡?
Shehan: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斯里兰卡人是否比别人更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但你是在泛泛地谈论死亡,对吧?我们都会面对死亡,也都会回避死亡,这是事实。在斯里兰卡,我们不谈论悲惨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故事设定在警察局里,在那里你会遇到他的家人等人,还有这两个不会破案的警察。
对我来说,关键是要想象来世可能是什么样子。我构想出一个荒诞的设定,那就是它是杂乱无章的,而且……但我认为,与其说是债务,不如说是记忆。这正是这本书的主题,即你如何回望自己的人生。我认为那是……你如何回望自己的过去。我认为这也是斯里兰卡的一个主题。问题在于:你是把过去埋葬,还是把它挖出来?
Maali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两只耳朵里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放下过去吧。你无能为力,继续前行,走向光明。”另一种说:“不,我们需要纠正你过去的错误,这是唯一能让事情改变的方式。”斯里兰卡正在进行这样的争论,而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是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再翻出这些东西。我相信,一旦人们度过了兴奋期,有机会读这部小说,就会有人批评它:既然我们面临当前的危机,为什么还要谈论1983年和1989年的事情?
Beatrice:你希望人们从这本小说中获得什么?你希望留给他们的主要信息是什么,或者你认为自己希望留给他们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Shehan:嗯,我想我在演讲中说过,我希望它在书店里被归入奇幻类,而不是被误认为政治讽刺、现实类作品,或是对当前局势的表态,因为我已经被很多人问过类似的问题,这些人或许还没读过这本书,但看到斯里兰卡又陷入危机,就会问:是不是有什么相似之处,诸如此类。正如我所说,我只是打算写一个鬼故事和一个谋杀悬疑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要做的,是讲一个好故事。
我用了这些元素。不过,我的第一本书只是关于板球和arrack,我刻意想写一本不谈这些话题的斯里兰卡小说。因为,同样地,那就是我身处Colombo“泡沫”中的经历,即在九十年代,人们有可能只是靠看板球过日子。1996年斯里兰卡赢得世界杯时,有那么一刻,整个国家似乎都逃进了观看板球队比赛的状态。有很多信息……它们在后来的写作中才出现,但那确实是我的希望。不过,现在我有时间思考,也回答了很多相关问题,我确实认为,回望我们的过去并不意味着你是叛徒或叛国者,突出这些问题也不等于不爱国。
我认为,如果你回望并批判自己的国家,看看事情究竟在哪里出了可怕的错误,那就是一种爱的行为。所以我希望,尤其是年轻人能够回望过去,因为我不确定这些事情是否会在学校里教授。我们学习我们古代的国王,我们学习英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殖民者。
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学习我这一生的历史,也就是过去20、30、40年的历史。我希望这本书能激发人们的兴趣,促使他们回去阅读这些内容,理解它们,然后看到其中的相似之处,而目前除了危机本身之外,并没有相似之处。
我的意思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在受苦,斯里兰卡人正在经历苦难,但这与1989年和1983年的恐怖和惨痛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所以我想,我的信息是:斯里兰卡的过去有一些教训,也许我们一直不愿倾听,而我们应该去倾听。
Beatrice:我觉得,在不同地方生活、来自不同地方,我真的很能理解这一点。我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但一直在亚洲长大。所以书籍和文学真正帮助我认同自己的文化,并重新连接那些我因为长期居住国外而可能不理解的历史时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看待方式。
Beatrice: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听众: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你会推荐谁?你现在在读什么书?有没有你会反复重读的书?
Shehan:是的,嗯,就这本书而言,我在致谢中感谢的三位作家是Kurt Vonnegut、George Saunders和Douglas Adams。我每次都会不断回到他们的作品,总是把他们放在手边。而Cormac McCarthy……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三位身上看到共同点。他们都在谈论相当severe的主题,你知道,Kurt Vonnegut谈论人类文明如何毁灭自身,Douglas Adams谈论生命的无意义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但他们的作品都很有趣,都是非常精彩、令人捧腹的阅读体验;而Cormac McCarthy那里笑点不多,所以那是为了表现暴力。
但我想说,是的,George Saunders写的那本会说话的鬼故事获得了布克奖,我当时想,他们永远不会再把布克奖颁给另一本会说话的鬼故事了。我在South Bank show之后马上见到了这位伟大的人物。他当时在South Bank,我得以和他交谈几句,还合了张自拍,所以我也有过粉丝式的激动时刻。但说到底,Kurt Vonnegut是我一直回头阅读的那一位,这也影响了《Chinaman》的语调,那种牢骚满腹、醉醺醺的叔叔式口吻,尽管这是一个酗酒致死的悲伤故事。所以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Kurt,应该说是Kurt叔叔。
说到斯里兰卡的写作,我们有很好的传统,有Ondaatje、Gunasekera 和 Carl Muller,我一直在提到他,他不像这两位那样广为人知,也不像九十年代的Shyam Selvadurai那样受到重视。但他让我们看到,他写的是斯里兰卡人真正的说话方式,我觉得这非常启发人。我永远无法像Ondaatje、Gunasekera或Selvadurai那样写得如此优雅,但我确实能够像Carl Muller那样写作。所以,这些是形成性的影响,也是我直接的影响。
目前我正在读……嗯,我当时被困在从伯明翰到伦敦的火车上。原本只需要一个小时,但我被困了大约八个小时。幸好孩子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只有我和我妻子。我很惊讶英国人竟然如此有耐心。如果是在斯里兰卡,谁知道呢,他们可能会把火车点着,我不知道,但大家都很有耐心,我们最后还是熬过去了。在那段时间里,我读了两本布克奖短名单上的书,不,我没有读完,但读了两本。它们是Percival Everett的《The Trees》和Elizabeth Strout的《O William!》,我两本都读了一半,两本风格非常不同。
我本以为Percival Everett的《The Trees》会很贴近我的生活,结果出乎意料,我对Elizabeth Strout的书也感到惊讶,但两本书都吸引了我。所以,是的,这就是我,我希望能慢慢读完长名单上的书。同时,我想,你们知道,我不是随便说说,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关注所有BookTuber和BookToker,因为你知道,我们无法把书运到斯里兰卡。我们正面临汽油危机。你得先买到汽油和燃气,然后才轮到书。我在想,这些都是我想读、也想进一步了解的书。所以我想,我接下来一段时间大概会痴迷于布克奖得主。哦,还有,不过,也许少看一些鬼故事和板球故事吧。我想我对这个话题有点厌倦了。
这是布克奖得主作家Shehan Karunatilaka与Kate Whiting和我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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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读书会播客由我的同事Kate Whiting和我本人Beatrice Di Caro主持。制作由Gareth Nolan负责,感谢我们的播客编辑Robin Pomeroy。
我们很快会回来,现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在本期节目中,作家Shehan Karunatilaka讲述了其获布克奖小说《Maali Almeida的七重月》的创作灵感。小说讲述了一位斯里兰卡战地摄影师的故事,他意识到自己身处来世的灵魂处理中心,于是着手查明自己的谋杀案,这一过程涉及引导朋友找到藏在床下、记录罪证的一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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