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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arine Hayhoe,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保罗·惠特菲尔德·霍恩杰出教授兼公共政策冠名讲席教授:
与两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人直接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如今有更多人亲身感受到其影响。因此,真正担心气候变化的人数有所增加。
Robin Pomeroy,主持人,《达沃斯电台》: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播客,聚焦最重大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本周话题:气候变化否认主义是否正在抬头?我们采访了一位专家,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但社交媒体正在放大那些试图阻止气候行动的声音
Katharine Hayhoe:与两年前相比,我们在网络上面临的阻力大得多,因为算法已经被改变,无论是否出于本意,其最终结果是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比两年前甚至更加被放大。
Robin Pomeroy:Katharine Hayhoe 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也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她居住在得克萨斯州,知道如何与保守派人士沟通。那些人可能把气候变化视为政党政治议题,而非基于科学的问题
Katharine Hayhoe:基于信仰的价值观实际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非常适合激励气候行动。
Robin Pomeroy:那么,为什么连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也要否认已经被广泛接受数十年的气候科学?
Katharine Hayhoe:我确实相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阻止向可持续世界转型的最后一搏。
Robin Pomeroy:无论您在何处收听播客,都请关注《达沃斯电台》,或访问 wef.ch/podcasts。
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 Robin Pomeroy。接下来,我们将与科学家兼传播者 Katherine Hayhoe 一起,探讨线上与现实世界中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
Katharine Hayhoe:我践行希望,把它当作奥运项目来训练。
Robin Pomeroy:这里是《达沃斯电台》。
两年前,我们在《达沃斯电台》发布了一期名为“如何与气候变化怀疑者交谈”的节目。这是对得克萨斯州气候科学家 Katharine Hayhoe 的采访,她曾撰写一本名为 Saving Us: A Climate Scientist's Case for Hope and Healing in a Divided World 的书。
作为一名居住在美国石油大州的福音派基督徒,Katharine 习惯与保守派人士谈论气候变化,而其中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两年前的那次采访中(该节目仍可在您的播客应用中收听),她分享了一些建议,说明即使一开始双方看法不同,人们也可以如何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两年后,我想了解她对气候否认主义是否真的在抬头以及原因的看法。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我首先问 Katharine Hayhoe,为什么让我们所有人讨论气候变化对她而言如此重要。
Katharine Hayhoe:对我而言,进行这些对话非常重要,因为数据显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大多数人甚至很少听到别人谈论气候变化,几乎是百年难遇。
因此,当我说要进行这些对话时,我并不是主张去与我们身边那些持不屑态度的人争辩。
我居住在美国,那里约有10%的人持不屑态度。我来自加拿大,那里约有6%或7%的人持这种态度。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地也存在同样的阻碍。持不屑态度的人绝对确信这不可能是真的。
事实上,我对“不屑者”的个人定义是:即使一位来自上帝的天使手持崭新的石板,在他们面前以一英尺高的火焰文字写下“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他们也不会改变想法。因此,我不主张与不屑者争辩。
但对于那些想知道这是否与自己有关的人,或者越来越多说“我确实很担心,但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来说,进行这些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联系起来,我把它称为“头脑”:这是真实的,情况很糟,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再将其与“内心”联系起来:为什么这对我很重要,我所关心的事物、我最热爱的地方、我最挚爱的人;然后将“内心”与“双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头脑、内心与双手,正是我们进行这些对话的方式。
Robin Pomeroy:在几年前的那次采访中,您提到需要与人们寻找共同点、建立联系,这是一个颇具希望的信息。我想知道,这两年间我们是否看到了相反的趋势。大家都在谈论两极分化,但我并没有看到人们在气候变化的事实上达成更多共识。您认为钟摆是在朝相反方向摆动,还是这只是更多的新闻标题?
Katharine Hayhoe:将两年前与现在相比,网络上,尤其是社交媒体和新闻标题中,充斥着更多言论,宣称气候没有变化、影响并不严重、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说已经为时已晚。
但当我们查看民意调查数据时,它讲述的却是另一番故事。令我着迷的是,民意调查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相同的趋势。美国存在这些趋势,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欧盟、亚洲乃至其他地区也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
如今,与两年前相比,有更多人直接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或者他们认识的人受到了影响。
而气候变化影响我们生活最常见的方式,是加剧台风、气旋和飓风的强度,增加毁灭性热浪、干旱、洪涝等灾害的发生频率。
如今,有更多人亲身感受到这些影响。因此,真正担心气候变化的人数有所增加。
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大多数人已经感到担忧。
这自然引出下一个问题,对吧?下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采取更多行动?
原因在于,担忧固然重要,但还不够。即使全世界都感到担忧,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也只会陷入瘫痪。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正在走向的局面。我把它看作“头脑”层面。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情况很糟,需要加以解决,但我们仍未建立起“内心”层面的联系。
无论我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思考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供应链、设施和利润底线;还是一位需要支付房屋保险的房主,这些保险费在过去一两年里大幅上涨,我会想:气候变化是如何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又或者,我是一位在意孩子所呼吸空气的家长,那空气中充斥着污染或野火烟雾。我们尚未实现从“头脑”到“内心”的连接。
然后,我们还需要实现从“内心”到“双手”的连接。作为个体,我如何尽一切可能带来改变?
在世界各地,当你问人们“我能做些什么来带来改变?”时,你知道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吗?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纽约,答案都是:回收。别误会,我也是尽心尽力地回收的,但这并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减少个人碳足迹同样无法根治气候变化,尽管这也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能带来改变的最重要方式,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礼拜的场所,以及所属的任何组织中,倡导采取行动。社会变革是如何开始的?它始于有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要有效地发出这种声音,不仅仅关乎“头脑”。我们必须将“内心”与“双手”连接起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它与两年前有所不同。
Robin Pomeroy:我之前并不了解这些民意调查数据,这非常有趣。我认为这再次表明,社交媒体上声量很大,但实质内容不多。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总是看到各种极端观点。
Katharine Hayhoe:如果您不介意,我花了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确实看到社交媒体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在放大这些言论。
我在2009年就是Twitter的早期用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多年来我一直是Twitter上关注人数最多的气候科学家。我还非常活跃于LinkedIn、BlueSky、Threads、Instagram、YouTube、Substack等各大平台。
因此,我注意到在过去两年里,许多平台的算法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在Twitter和X上多年来一直发布相同的基本事实,例如:气候变化是真实的,由人类活动引起,情况严重,而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仍有解决方案。
因此,我掌握了多年来多人对同一信息做出的回应数据,包括他们如何回应。我发现,Twitter和X上的恶意骚扰(即网络“喷子”对我的攻击)、辱骂我的人、叫我去死的人,其数量增加了10到15倍。
仅在过去两天,也就是我们今天谈话的这两天里,Robin,我就在X上收到了数百条评论。这些评论甚至不是针对我自己发布的帖子,而是针对别人发布的、关于我本周发言视频的内容。评论者对我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说最可恶的话,还声称我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至于Threads和Bluesky,我的两个账号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并且在美国大选之前,两者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突然间,我的Threads账号停止增长并随后下降,而Bluesky账号仍在持续增长。
因此,与两年前相比,我们在网络上面临的阻力大得多,因为算法已经被改变,无论是否出于本意,其最终结果是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比两年前甚至更加被放大。
大约六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就已表明,在Twitter上,虚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是准确信息的六倍。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今要让真相传播出去,就像是在爬一个陡峭的上坡。
Robin Pomeroy:您是否曾就此询问过这些平台?您是否改变过算法?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否会采取任何措施?
Katharine Hayhoe:我确实分析过数据并将其发布在网上,过去也曾与以前被收购并更名为X之前的Twitter的一些人员,以及TikTok和LinkedIn的一些人员,就这些平台内容管理的挑战进行过交流。我完全承认,要控制所有这些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大脑的构造使我们更容易被虚假信息或令人愤怒的信息吸引,而不是被真相吸引。
但与此同时,我确实认为算法发挥了作用,内容管理也发挥了作用。我认为我们有责任至少确保所做的好事多于坏事。而目前,我认为在某些平台上,这种平衡已经向相反的方向倾斜。
Robin Pomeroy:我想,很难判断公众舆论是否真的发生了转变,尽管您引用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但如果您在一些社交媒体渠道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就会觉得似乎存在一种针对气候行动的愤怒情绪。您认为这种情绪只局限于这些渠道,还是会在现实世界中真正表现出来?
Katharine Hayhoe:与两年前相比,现在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已经更加接近清洁能源经济。
多个国家已经越过了电动汽车、太阳能加储能的经济转折点。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每年安装的太阳能容量,都超过了美国整个历史上的累计安装量。去年,巴基斯坦一年安装的太阳能容量超过了加拿大整个历史上的累计安装量。据估算,仅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在计入生产这些产品所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去年就使全球排放量减少了1%。
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处,都能看到新技术、清洁能源,以及更可持续的水、食物、基础设施、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的证据。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更美好未来的转折点。
因此,那些在这一转型中可能失去一切的人,更有理由加倍努力地抗争。所以我确实相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阻止向可持续世界转型的最后一搏。
Robin Pomeroy:我能否就其中一些现象的心理学问题向您请教?在我看来,气候变化否认或怀疑态度已被卷入所谓的“政治正确”议题之中。这些被视为左翼、好心但多管闲事的事业,可能涉及性别问题,也可能涉及种族主义问题,而现在气候变化也被归入其中。
然而事实上,我原本认为气候变化并不属于这类议题,而且在世界某些地区,它从来都不是左右之争。我认为在欧洲,直到最近,这一议题基本上还是两党共识。保守党和中右翼政党与中左翼政党一样,都支持气候行动和气候条约。
您是否了解,为什么气候变化会被笼统地归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之中?
Katharine Hayhoe:您说得完全正确。温度计不会因为您投票的方式不同而给出不同的读数。而在飓风或野火摧毁您的家园、危及家人之前,它们也不会敲门问您:请问您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绿党支持者?
因此,气候正在变化这一简单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政治属性。人类是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我们已经反复核查过。这不是太阳或火山造成的。事实上,根据自然因素来看,我们现在应该变得更冷,而不是更暖。而这是不好的。是的,在一些地方,变暖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总是期待冬天的气温能更暖和一些。但天哪,即便是在加拿大、格陵兰或蒙古这样的北方国家,我们也看到了气候变化对人们健康、粮食生产、水质和水资源可得性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它也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基础设施、经济、保险行业等诸多方面。
因此,无论我们是谁,无论居住在何处,无论投票给谁,这一问题都毫无疑问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回到20世纪90年代,当盖洛普(Gallup)首次就全球变暖(当时他们这样称呼它)对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看法几乎不相上下。略低于50%的人表示:是的,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且认为它是一个问题。
两党之间当时没有差异。而且本就不应该有差异。
但此后,两党开始分化。在十年之内,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同我刚才所分享的那些简单事实(即:它是真实的,是人类造成的,情况很糟,我们需要加以解决)的首要因素,不是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也不是他们有多聪明,更不是他们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唯一的决定因素,是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立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有人投入大量资源,将气候解决方案塑造成对保守主义价值观人群的一种威胁。
有一本优秀的书和一部纪录片,名为《疑云商人》(Merchants of Doubt),它阐述了这一切在美国是如何实现的。另有一部名为《石油文件》(The Petroleum Papers)的作品,阐述了这种做法在加拿大是如何实施的。
结果是,随着美国,并且越来越多地随着整个世界,变得日益两极分化,这种有毒的混合议题也随之蔓延,而气候变化正是其中之一。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名科学家。我只依据数据说话。如果一定要把我放在政治光谱上,我甚至不确定自己会站在哪里。我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影响着最贫穷、最脆弱的人群,我才成为一名气候科学家。然而,我支持气候政策,因为我知道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居住的得克萨斯州的邻居们。得克萨斯是一个政治上的深红州,同时也是风能和太阳能领域的领先者。
因此,我的梦想是,各个政治派别的人民和政治家都能一致认同:它是真实的,是人类造成的,情况很糟,我们需要加以解决。然后,他们可以就哪种解决方案最好展开争论。
我希望世界上所有最优秀、最具政治智慧的头脑,都能就“我希望这样做”“不,我可以这样做”“这种技术更好”“不,这项政策更好”之类的问题展开辩论。
我们需要这样的辩论。然而,我们却在浪费时间,争论温度计给出的读数到底是多少。
Robin Pomeroy: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Katharine Hayhoe:人们对气候变化提出的反对意见,比如“它不是真的”“是人类造成的说法不成立”“它并不坏”“我们无法解决它”,听起来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同一个目标。无论是“风力涡轮机会杀死鸟类”,还是“科学家编造这些说法是为了中饱私囊”,这些说法我都曾从同一批人口中、在同一口气里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的目的,都是确保我们不采取行动。任何气候否认的目的,都是阻止行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相信,气候行动对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构成了比放任不管更大的威胁。50或60年前也许确实如此,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举一个来自美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约每四个月就会发生一起损失超过十亿美元的天气和气候灾害,也就是每年约三起。而现在,大约每两周就会发生一起。我们知道,直接影响只占长期影响的10%。因此,以任何一起损失超过十亿美元的灾害为例,可能是480亿美元、960亿美元,或者一场大型飓风造成的1260亿美元。然后再将其乘以10,才能得出全部连带影响。
而这些只是那些可以用金额衡量的影响。还有许多影响,例如健康损害和生产力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我们审视这些影响时,它们已经在今天发生了,而解决方案也正开始出现。我住在得克萨斯州,那里的风能装机容量比任何其他州都多。它与加利福尼亚州不相上下。某个月得克萨斯领先,下个月加利福尼亚又追了上来,在大型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方面不分伯仲。
当我们向人们介绍解决方案时,当他们看到自己也身处其中,并理解自己如何能够从这些解决方案中受益,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福祉方面,那么,这往往就能消除所有的否认。
我可以给您讲一个关于我同事John的故事吗?
Robin Pomeroy:请讲。
Katharine Hayhoe:我有一位同事,来自澳大利亚的Don Cook。每次他回家与父亲共进晚餐时,他的父亲都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农村地区,政治立场非常保守,并且从他信任的人那里听说气候变化并不存在。因此,每次John回家和父亲吃晚饭,他的父亲都会说:“哦,我听说现在北极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那你怎么解释全球变暖呢,John?”
于是,John本身就是一位太阳物理学家,他被父亲不断抛出的各种论点惹恼了,于是他创建了全球最重要的气候否认辟谣网站。这个网站名为Sceptical Science,它列出了200多种人们常用来质疑气候变化的论点,并用基于科学的信息加以反驳。
John并未止步于此。他重返校园,获得了认知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全球错误信息领域的专家。
那么,您认为这些努力改变了他父亲的想法吗?并没有。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几年前曾在他父亲所住的农村地区提供太阳能板补贴。他父亲非常看重独立、节俭,而且占政府一点便宜也无妨。于是,约翰以这些理由(而非气候问题)向父亲推荐了这项补贴。他父亲安装了太阳能板,不久之后,他每个月都会发邮件、发短信或直接告诉约翰:看看我的太阳能板帮我省了多少钱。
大约在父亲安装太阳能板两年后,他们再次共进晚餐。席间,父亲说:哦,是的,全球变暖,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约翰说,他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他拥有认知心理学学位,却难以理解父亲不仅改变了想法,还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持有相反的观点。
所以,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解决方案成为了父亲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它让父亲比原来更节俭、更独立,也比原来更聪明。
而结局是,他父亲后来搬进了辅助生活设施,却因为那里没有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而大为恼火,认为他们在浪费他的钱。于是,他如今正在开展一项运动,利用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因为他从这些解决方案中看到了自己,而这些解决方案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更真实的自己。
我们可以吸取这个教训,并将其应用于几乎任何我们认识的人。他们是谁?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他们关心什么?那么,哪些气候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父母?更精明的商人?更有爱心的邻居、家人或社区成员?更真诚的信仰者?
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真心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关心。那些已经关心气候问题、并希望利用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弄清楚:他们原本就关心的事情,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而是他们本来就关心的事情,如何使他们成为倡导气候行动的最佳人选。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很大程度上由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烧)造成,这一科学证据是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有时似乎会出现一股日益高涨的否认主义浪潮?
凯瑟琳·海伊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也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居住在得克萨斯州。她懂得如何与保守派人士沟通,这些人可能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政党政治议题,而非基于科学的问题。
在她上次接受《达沃斯电台》采访两年后,海伊教授评估了气候否认主义的抬头情况,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同时也评估了由世界各地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所引发的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