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n Pomeroy,主持人,《达沃斯电台》: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投票的情景吗?
Michael Bruter,研究副校长、选举心理学观察站主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许多人会将自己的第一次投票,比作第一次性经历或第一次接吻,而很少有人将其比作第一次驾车或第一份工作。这意味着,对许多年轻人而言,投票这一作为民主参与者的行为,有时是一种非常亲密的感受。
Robin Pomeroy: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播客节目,探讨当今最重大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本周,我们探讨投票的心理学。这位专家认为,我们早期的投票经历,可能会影响我们终身参与民主的方式。
Michael Bruter:在人生最初的两次选举中投票的人,将会终身参与民主。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两次机会之一,要让他们重新回到民主之中,将会非常困难。
Robin Pomeroy:他表示,我们如何投票以及在何处投票,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
Michael Bruter:如果他们在家中的餐桌旁远程投票,那么他们投票给极端政党的可能性,会是前往投票站投票的两倍。
Robin Pomeroy:这位教授研究了为何如此多的社会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政治极化。
Michael Bruter:年轻人并非极化,而是充满敌意。这意味着,他们对投票给与自己不同之人的人态度十分负面。然而,他们对投票给与自己相同政党和候选人的人,态度几乎同样负面。
Robin Pomeroy:无论您在何处收听播客,都请关注《达沃斯电台》,或访问 wef.ch/podcasts。
我是 Robin Pomeroy,接下来将探讨投票的心理学……
Michael Bruter:真正避免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确保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与那些与自己不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流。
Robin Pomeroy:这里是《达沃斯电台》
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本期节目,我们将讨论民主以及投票在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性。与我一同主持的是我的同事 Kateryna Gordiychuk。Kateryna,你好吗?
Kateryna Gordiychuk:我很好,Robin,你呢?
Robin Pomeroy:我很好,谢谢。这次访谈与民主和投票密切相关。你采访的是哪位嘉宾?
Kateryna Gordiychuk:在这次访谈中,我采访了 Michael Bruter。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撰写了一本名为 Inside of a Mind of a Voter 的书,这也是我想就投票问题与他交谈的原因。这本书主要探讨,投票远不止投票本身这一行为,它还与所处的环境有关,投票地点的设计方式,以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真正影响一个人的投票方式。
Robin Pomeroy:所以他关注的是心理学。
Kateryna Gordiychuk: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名为“选举人体工程学”的概念。他正在解释心理学与投票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不仅针对民主,也不仅针对投票,还涉及不同世代,以及第一次投票是否重要、是否再次投票等问题。你第一次投票的感受如何?这是否会决定你以后如何投票?这些非常有趣的因素,都是我非常好奇的。
Robin Pomeroy:他在某些地方讲得相当专业。我知道他谈到了“负面镜像感知”这一问题。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Kateryna Gordiychuk:这一概念源于一个想法:每一代人都与比自己年长或年轻的人存在分歧。比如,假设你是一位年长者,你可能会想:“哦,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位年轻人,你可能会觉得父母的观点已经不再时髦。但这实际上并非基于真实的分歧,而是我们对他人的一种感受。
Robin Pomeroy:而这种镜像感知的想法,是否与你认为对方不喜欢你有关?
Kateryna Gordiychuk:完全正确。
Robin Pomeroy:所以,如果我是一位年轻人,正在与一位年长者交谈,我会想:“哦,你不喜欢我,因为你觉得我是个脆弱的年轻人,而你已经见多识广。”然而,实际上对方可能在想:“哦,你不喜欢我,原因有x和y。”因此,问题往往不一定在于我对你的看法,而在于我认为你对我的看法。
Kateryna Gordiychuk:完全正确。而且这些想法会相互影响。这样一来,你们在相处时就不是从中立的立场出发,而是已经带有某种先入之见,这必然会影响你与对方交谈的方式。
因此,Michael 谈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随着此类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我们或许能够应对这些问题。
Robin Pomeroy:他谈到了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一实际的身体行为。
Kateryna Gordiychuk:Michael 的研究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他们研究了投票站的不同设计方式。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说:“没有人真正设计过投票站。我们使用医院,使用学校,但没有人会认真考虑如何设计投票站。”
但如果我们这样做,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让人感到舒适,并使其进入特定的心理状态呢?
他说,这会改变你投票的方式。例如,他表示,如果年轻人在家中投票,而非在投票站或公共环境中投票,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极端政党。
他对此的解释是投票中的这种关系性或社会性因素:你是一个社群的一部分,你所做的选择不仅会影响你自己,也会影响你的社群、你的家庭等。
Robin Pomeroy:那么,访谈结束时,他是否让你看到了希望?
Kateryna Gordiychuk: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受访者,所以他的确让我看到了希望。
他说,他之所以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是因为他想专注于正确的事情。他想探讨人们如何感知民主,因为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晰。我们参与民主,但我们究竟如何体验民主,却并不明确。
回想起来,对我而言,我成长于乌克兰,这个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才刚刚步入民主时代。当他谈到我们会效仿父母,以及他们如何投票、过去如何投票,而孩童时期我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记忆时,我个人却没有任何相关记忆。我认为,许多未曾在有投票权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因此,我希望他能为我解答其中一些问题。
Robin Pomeroy:那我们来听听这次访谈吧。这是你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Michael Bruter 的对话。非常感谢你,Kateryna。
Kateryna Gordiychuk:谢谢。
Michael Bruter:您好,我是 Michael Bruter,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选举心理学观察站的主任,同时也是研究副校长。
Kateryna Gordiychuk:您是如何对连接投票心理学与选举过程参与这一研究产生兴趣的?
Michael Bruter:我之所以对理解选民的心理以及选民如何体验民主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因为我认为,在我所属的领域,即政治行为与选举行为研究领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出错误的问题。
我们提出错误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过于以制度为中心。我们曾假定,选举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们是否投票,以及他们投票给谁。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只是政党和政治人物真正关心的问题。他们始终想知道自己能否赢得或输掉选举。
然而,对个人而言,民主还涉及许多更重要的方面。例如,民主能否使我们和睦共处?它能否解决我们与持不同观点之人之间的分歧?民主能否让我们更加幸福?例如,它是否会干扰我们的个人生活,并在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引发重大分歧或争执?
因此,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在努力以以人为中心的视角看待民主与选举,这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
Kateryna Gordiychuk:您在著作《Inside the Mind of a Voter》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选举人体工程学,它也解释了这种关系。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关于这一术语,有哪些重要之处需要了解?
Michael Bruter:在我们的著作《Inside the Mind of a Voter》中,Sarah Harrison 与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与此特别相关的概念,即选举人体工程学。
选举人体工程学的概念,与人们对选举行政管理的一般理解略有不同。我的意思是,我们与许多选举委员会以及欧盟、欧洲委员会、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很多时候,这些机构将选举视为一个流程,并且只关注其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程序的运行。
而我们则将其视为一种体验。因此,我们认为,民主的组织方式中的细微之处,实际上会触发人们不同的记忆、不同的个性特质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些东西通常被埋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我的意思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年幼时,就对民主与选举有所记忆。那时我们甚至还不能投票,但我们仍会记得与父母一起观看选举之夜,或与父母一同前往投票站。我们中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会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投票。
这些记忆会以不同方式被触发,这取决于选票的设计方式,也取决于投票站的设计方式。
以设计投票站为例。事实上,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国家会去专门设计投票站。他们通常只是使用学校、教堂和公共建筑,并每隔四到五年,将其改造为投票站。我的兄弟是一名建筑师,他绝不会以设计学校的方式来设计医院。因此,我们开始思考:如果要设计一个理想的投票站,会怎样?如果我们试图真正理解民主在人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以最适合这些人的方式设计投票站,又会怎样?
因此,我们发现,例如,如果投票亭面向风景开阔的窗外,或者投票亭具有隔音效果,人们的行为方式就会与仅提供一块帘子和遮挡板、或周围噪音很大的投票站中的行为截然不同。如果延长投票站的开放时间,如果选择在不同的日子投票,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设计选票,那么你就会改变人们与投票行为以及民主之间的关系。
Kateryna Gordiychuk:Michael,您谈到环境,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投票或做出如此重要决定时所处的环境会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性选择,我们已经事先进行了充分思考,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为什么这种看待投票的方式并不十分有益?
Michael Bruter:因此,当我们思考投票时,确实会忘记考虑人们投票时所处的环境。
在当今社会,这一点尤其相关,因为在许多国家,面对投票率下降的情况,许多国家认为,传统的投票方式可能已经过于僵化,因为人们的流动性更强,他们可能居住在不同地方,选举日当天也可能无法投票。因此,各国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远程投票,我们所说的远程投票,即可以在不同的日期、不同的地点或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投票。
事实上,例如,当你允许进行地理意义上的远程投票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家中的餐桌旁投票,这与前往身边都是其他选民的投票站投票,将会是非常不同的体验。
你是否感觉自己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种感受截然不同。你是否感觉自己在选举期间与整个社会保持联系,这种感受同样截然不同。因此,人们更可能产生疏离感,并且在投票时更不具备社会投射能力。
我们在《Inside the Mind of a Voter》中提出的概念之一,是社会投射的概念,以及共情置换的概念。
这意味着,当人们投票时,他们不仅将自己的选票视为个人决定,还会努力理解自己与同一时间投票的国家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有助于理解这一点的例子,是我们称之为……你知道,设想你小时候在街上乱扔口香糖包装纸,父母会说:“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把它捡起来。”许多孩子会说:“这只是一张纸,没什么大不了的。”而父母会说:“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怎样。”事实上,人们确实有能力达到这种投射层次,他们能够真正阐明,在民主背景下,我们的个人行为将如何与周围其他人的行为相互作用,并被放大、改变或抑制。
这正是环境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环境会让我们非常直接地理解:投票这一行为,即我们对民主运动的个人贡献,如何与同一时间数百万其他人所做的事情相互关联,同时也与我们所在选区、家庭、朋友和邻居同时在做的事情相互关联。
Kateryna Gordiychuk:那么,可以说投票具有很强的关系性吗?我们会思考,我的选票不仅会影响投票结果,还会思考我的邻居如何投票,我的父母是否投票,以及我如何通过自己的投票为这次特定选举做出贡献,例如,我的贡献将是什么?
Michael Bruter:因此,投票无疑具有很强的关系性。它既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决定,也是对一个非常集体性时刻的参与。
我们需要停止将这两者视为相互矛盾的东西,因为它们并不矛盾,它既非常亲密,也同样具有高度的集体性。
两者之间的关联,完全在人的心智之中发生。我们能够真正地同时思考投票的个人维度与集体维度。
因此,这其中的一个后果是,例如,在谈及远程投票时,大量文献都试图理解,允许人们通过互联网或邮寄方式投票,是否能让更多人参与投票。
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人们投票的方式或选举体验,是否会因其是远程投票还是亲自投票而有所不同?
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例如以18至24岁的年轻人为例,如果他们在家中的餐桌旁远程投票,那么在控制选举前三周的投票意向之后,他们投票给极端政党的可能性,是前往投票站投票者的两倍。
因此,这并非人们的自我选择问题,而在于当你前往投票站时,会产生一种责任感、一种重要感,以及一种为整个社会做出有意义之事的分量。你会感觉到肩上有一份责任,而如果你只是在互联网上或在客厅的一张纸上填写选项,则不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这份责任。
Kateryna Gordiychuk:那么,基本上,你无法将社会性从投票中剥离,对吗?
Michael Bruter:无论是社会性还是个人性,都无法从投票过程和民主之中剥离。
当你试图将人们简化为群体时,你就忽略了投票所蕴含的情感层面与个人层面的真实性。而当你试图将选民与社会隔离开来,假装他们与自己如何看待整个社会毫无关联时,你实际上就忽略了他们在民主行动和选票中试图赋予的意义。
换言之,人们在投票时,心中都会隐约觉得自己是某种集体行动的一部分;或者相反,他们会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可能会使自己与大量人群疏远的事情,这些人群可能与自己不同,甚至可能与自己相似。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这实际上会改变他们对自己所做之事的看法,以及他们对民主所做贡献的认知。
Kateryna Gordiychuk:Michael,在您早些时候的谈话中,您提到首次投票的选民是一个单独的类别,我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在您的书中,您也谈到首次投票的选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我们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事实上,我曾听过一个播客,您用蹦极者来做类比,并以类似的方式帮助首次投票的选民。为什么这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帮助首次投票的人适应选举过程的这一现实?
Michael Bruter:许多研究关注人的年龄,并认识到年轻人的投票方式往往与老年人不同。
在选举心理学观察站(EPO),我们确实非常关注首次投票的选民,这是因为我们认为,除了年龄问题和代际问题之外,年龄效应中的一个要素是经验性的,即已经投过票的人与未投过票的人,在行为和思考方式上会有所不同。
我们在《Inside The Mind of the Voter》中使用的类比之一,也是我有时会使用的类比,就是蹦极。我的意思是,我这辈子从未蹦过极,但如果我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我希望身边的人,即组织蹦极的人,知道我是第一次尝试,因为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疑问,而且我可能会因为询问这些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房间里可能还有与我年龄和背景完全相同、但是经验丰富的蹦极者,因此,他们与这一特定体验的关系,将会非常不同。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首次投票的选民,我们需要真正创造一种空间,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作为公民是受欢迎的,是具备完全能力的公民。
这与你我这种已经投过很多次票的人的待遇是非常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应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因为他们的疑问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他们而言,这种参与的意义将截然不同。我们不能让社会一方面告诉人们投票很重要,民主很重要,你必须去投票,你已满18岁或16岁,或者无论年龄多大,这是你人生中的重要一天;而另一方面,当他们第一次去投票时,却表现得仿佛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幻灭感和失望感,而这种感受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Inside the Mind of a Voter》中,我们的一项发现是,在人生最初两次选举中投票的人,将会终身参与民主。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两次机会中的任何一次,要让他们重新回到民主之中,将会非常困难。因此,第一次投票,以及第二次投票,都是如此独特且如此重要。
Kateryna Gordiychuk: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因此,良好的开端确实非常重要,而在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就是一种承诺。这几乎不是一种保证,我想,但它有助于人们感到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感受会持续一生。
Michael Bruter: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目前的项目研究中,我们把第一次投票视为一次“初体验”。
当你还是年轻人,十几岁或刚步入成年,想知道初吻是什么感觉,第一次找工作、第一次喝啤酒、第一次开车之类的事情是什么感觉时,你会有很多见闻和感受,并会与他人分享经历。比如,你可能不会总是去问父母或老师,很多时候你更愿意问兄弟姐妹或朋友。我们发现,第一次投票的情况也完全相同。
令人惊讶的是,相比第一次开车或第一次工作,更多人会把自己的第一次投票与第一次性经历或初吻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投票、参与民主,有时是一种非常亲密的感受。
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其实需要真正理解许多年轻人在第一次投票前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而社会对此的回应,目前还远远不够好。
当前,当我们试图让更多人投票、让年轻人投票时,我们试图用负罪感去驱使他们,这并不奏效。或者,我们试图把它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来教授他们。但现实是,人们对选举有所了解,不是因为你教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投票权。所以我们不应等他们自己去了解。你知道,人的头脑天生是懒惰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事情与自己相关时才会开始学习,而事情之所以与他们相关,是因为你赋予了他们投票权。
我们的一项发现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许多西方国家:当你把投票年龄降至16岁时,投票的年轻人比例会提高,而且你是在一个人们更有可能意识到选举中什么是重要的、也更愿意就此学习并与父母、家人、老师和朋友讨论的时候,赋予他们投票权。
Kateryna Gordiychuk:在你描述投票如何能够引发情感时,我还在想,社交媒体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获取选举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对吗?就社交媒体、心理学、情绪与投票如何在当今世界相互作用,你有哪些了解?
Michael Bruter:很多人非常意识到,年轻人,甚至比其他世代更多地参与社交媒体,同时也深度参与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让很多人非常担忧。
近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打破一些重要的误解,包括关于所谓“信息茧房”效应的误解。我们非常担心人们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但现实是,人们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封闭的信息茧房里。
至于社交媒体,或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有时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轻信程度。我的意思是,现实是年轻人其实相当有批判性。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代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上,它与极化问题有关。极化是我们时常听到的话题。
但我们在EPO(电子政治心理观察站)的研究中一个重大发现是:有效极化,即人们因为觉得自己真正属于某个阵营,从而厌恶投票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人,已经是过去的问题,或是老一辈人的问题。
年轻人并不是极化,而是敌对。这意味着他们对投票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人持非常负面的态度。但他们对投票给相同政党和候选人的人,态度几乎同样负面。
这一点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并不具有很强的政治群体认同感,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独特、独立,是与众不同的思考者。
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为应对有效极化而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例如协商民主,在处理敌意问题时并不奏效,在面对年轻人时也确实行不通,因为他们并不希望以取代投票的个体性和普遍性为代价。
Kateryna Gordiychuk:回到我们之前关于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成为社会群体一员的观点,那么情况就变得更具挑战性,对吗?因为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于以个体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们不太认为自己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那么,对此有哪些解决办法?
Michael Bruter:所以我不会说年轻人是个人主义者。事实上,你知道,像我这一代的老年人普遍存在一种很大的偏见,认为年轻人自私,年轻人可怜。现实是,他们两者都不是。年轻人既不自私,也不可怜。
他们甚至算不上很个人主义,但他们觉得自己是独特的,同时又希望成为某种全球性事业的一部分。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理解,如果你愿意这样说,他们拒绝的是被贴标签。他们不喜欢这样。当你说“年轻人这样想”或者“年轻人那样想”等等时,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想要的是能够作出自己的个人贡献,同时又投入某种非常集体化、社会化的事业。这才是其中的细微之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集体主义的,他们很有投射性,关心他人,关心世界,也关心不同世代,但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并非源于负面的认知,而是源于负面的镜像认知。
换句话说,年轻人表示他们喜欢老年人,喜欢祖父母一代,并且与他们感情很亲近。各个世代都说他们喜欢年轻人,并且愿意尽一切努力改善年轻人的生活和处境。但每一代人都觉得其他世代对自己抱有负面态度。
我们识别出这种负面性的四个主要维度,分别是冷漠、偏见、攻击和羞辱。
而作为努力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民主社会,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消除这些负面的镜像认知。
因为一方面,这听起来似乎是好事,对吧?我的意思是,当你存在负面的镜像认知,却没有负面的直接认知时,你可以说,没有人真正对其他世代有攻击性,这是件好事。
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因为负面镜像认知会极大地削弱人的自我约束。因为如果有人对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抱有负面看法,他们就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良知作斗争,心想:“你知道,我对那些与我不同的人表现出刻薄或负面的态度,也许是不对的。”
但当人们实际上基于负面镜像认知采取行动时,他们只会觉得自己是在与一个虚幻的敌人勉强自卫。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自我约束,因为没有人能真正指责你自卫,对吧?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消除这种特定的镜像认知。而我们只能通过高度共情,并切实向各个世代的人证明,我们并不讨厌他们,我们不想疏远他们,我们不是在羞辱他们,我们尊重并珍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即使他们与我们有很大不同,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让人们在民主关系中感到自己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并因此感到自在。
这件事非常困难,但也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是,我们往往在亲密的圈子里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对吧?在家庭之中,不同世代的人可能会争论等等,但通常他们最终能够理解,观点不同并不重要,存在分歧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在家庭或亲密的圈子里达成和解。但是,一旦涉及社交圈,要清楚地表达观点就困难得多。
Kateryna Gordiychuk:所以,如果我们设想一场晚宴,或者一个汇聚了不同观点者的交流场合,我想你所描述的情况是,他们甚至不会开始彼此交谈,因为他们会立刻假定对方对自己抱有负面看法,或者会评判自己,或者想要羞辱自己,对吗?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是否应该放下戒备,真正去尝试进行那些艰难的对话?我们该如何开始?非常感谢。
Michael Bruter: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担心、害怕谈论政治,恰恰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别人与自己意见不同,对方就会对他们所说的内容漠不关心,那样就毫无意义,甚至更糟,对方可能会变得有攻击性,例如进行羞辱。
这些情况确实会发生。你知道,现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会遇到不懂得如何谈论政治的人。
但现实是,避免彼此偏见、纠正(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扭曲的镜像认知,最好的方式是与和我们有很大不同的人交谈。
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与各类机构合作,研究深度伪造、人工智能操纵等问题的影响。因此,我曾为亚利桑那州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选举委员会等提供过咨询。我们发现,真正避免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确保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与和自己不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谈。
至于代际差异,我认为,特别是作为年长者或中年一代,我们需要记住,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开始拥有发言权是什么感觉。我们中的一些人当时感到,当我们在家庭或学校等场合开始拥有发言权时,并未被认真对待,也没有受到尊重。
因为当我们今天与年轻人交谈时,我们的反应很可能给他们留下同样的印象。这就是我在与柏林合作的一项研究工作中所说的“疏离循环”。这一循环是基于我们对德国老年选民的访谈得出的,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年轻人不尊重他们、不认为他们的见解有任何价值感到沮丧,而他们其实只是想分享自己的经验。他们还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年幼时第一次遭遇选举敌意的经历:当时他们向父亲或老师倾诉,却没有被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非常明显的是,这正是从谈话双方视角所描述的同一种情况。
而我们作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情缺失,我们在某一时刻坐在某个位置上时,往往会忘记换位思考,回想一下坐在谈话另一端是什么感觉。
Kateryna Gordiychuk: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要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弥合这种代际鸿沟,似乎需要多么大的共情。
Michael Bruter:所以需要大量的共情,但大量的共情也需要被表达出来。
我认为,在理解社会内部的实际敌意与紧张关系(包括代际紧张关系)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矛盾地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化解矛盾,对吧?我们希望与和自己不同的人交谈,希望与比自己年长或年轻的人交谈,并让事情得以顺利推进;我们甚至会认为,在家庭内部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但当我们从社会层面思考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却对他人抱有最坏的预期。我们认为别人有偏见,别人在羞辱他人,或者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具有攻击性。
现实并非如此。现实是,民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是投票给我们不喜欢的政党的人,或者优先考虑我们并不在意的事情的人,都在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持续出现的发现。我们最近在27个不同国家开展过工作,观察过数百次选举。我们始终有一个相同的印象:在选举和民主问题上,大多数人确实都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而共情需要从这种假设的转变开始。
我们需要停止假设别人比我们更有偏见、比我们更自私、比我们更可怜。我们需要相信他们可能和我们一样善良、怀有善意,然后解决方案就会开始取代问题。
Kateryna Gordiychuk:非常感谢你,Michael,感谢你抽出时间。很高兴与你交流。谢谢。
Robin Pomeroy:Michael Bruter教授与Kateryna Gordiychuk进行了对话。
本期《Radio Davos》节目由我Robin Pomeroy主持并负责编辑,录音室制作由Taz Kelleher完成。
《Radio Davos》下周将继续播出,您可以在任何收听播客的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政治科学教授Michael Bruter表示,我们第一次投票的经历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对民主的参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电子心理观察站主任揭示了有关选民行为的其他令人惊讶的发现,并解释了为何社会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极化,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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