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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珍妮特·亨利: 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发生时,许多地方的通胀率已经处于数十年来的高位。全球商品需求的复苏强于预期,又遇上供应问题,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承受巨大上行压力:几乎所有类别的大宗商品价格都在上涨,从能源、金属到食品皆是如此。随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最初推出制裁,之后逐步加码;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报复措施,一些面临食品价格急剧上涨的第三国甚至开始限制某些农产品出口。
所有这些因素都将通胀推至新高。大多数国家都受到能源方面的巨大影响,但影响并不只来自石油。由于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欧洲显然更容易受到公用事业价格上涨的冲击。因此,对消费者来说,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涨幅远高于美国等地。在一些国家,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局势导致通胀大幅上升,实际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罗宾·波默罗伊: 那么,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您如何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我想,这其中的变量比经济周期通常包含的要多得多。
珍妮特·亨利: 目前我们观察通胀走势时,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当然是关键。但正如你所说,罗宾,眼下很难判断哪怕是油价接下来会如何变化。需求此前已经非常强劲。我们也已经看到,欧佩克+在石油供应方面相当有纪律。
接下来我们只能作出判断。我们有石油分析师,也有各类机构对油价作出预测,但我们也知道,石油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战争的进展。
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当前的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汇丰银行的经济预测假设油价将继续在每桶100至110美元的区间内交易。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大宗商品;在考量能源价格时,我们需要考虑其向家庭公用事业价格的传导。例如,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并未大幅上涨。这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会参考天然气批发价,并假设供应仍将持续。但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领域。同样,我们会采用分析师对各类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测。但我们知道,无论是价格进一步上涨,还是从目前水平回落,这些预测都无法做到十分确定。
不过,大宗商品价格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还要记住,企业目前面临的投入成本种类繁多,而且都在上涨;很大程度上要看企业能够将多少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又取决于需求有多强劲。有些企业的利润率非常高,有些企业的利润率已经较低。比如在欧洲部分地区,造纸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已经开始缩短生产时间,甚至关闭工厂,因为价格涨幅如此之大,生产已经难以为继。对另一些能源在投入中占比较小的行业来说,压力则没有那么大。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生产者价格向消费者价格传导的诸多因素,而这取决于各国需求的强弱,正如过去一年所见。各地的生产者价格通胀都大幅走高,但中国等地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却慢得多。部分原因是亚洲的消费表现弱得多。与西方以及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亚洲的复苏更多由出口和工业带动。在这些经济体中,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复苏则由消费带动;强劲的消费需求使企业能够将价格涨幅转嫁给消费者。
当然,通胀还有一个额外因素,这也是各国央行日益担忧的问题。通胀率如此之高,即便见顶,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落,这增加了工资压力不断累积的风险。各地的风险各不相同,但显然有些经济体的工资增速已经呈上升趋势,不过仍远低于通胀率。通胀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工资增速继续加快、进而引发某种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的可能性就越大。
罗宾·波默罗伊: 那么我们来看看政策选项。央行可以实施某些政策,但在当前这种特殊情况下,正常通胀时期可能有效的政策杠杆或许不那么管用。是这样吗?
珍妮特·亨利: 货币政策由央行制定,主要是为了缓和经济周期性疲软或过热的阶段。当需求过弱,尤其是通胀过低时,央行会大幅降息,并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需求。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以及疫情初期,央行确实采取了这些措施。
回想2020年初疫情期间的低谷,当时各地实施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措施,需求骤然暴跌。货币政策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危机,也支撑了需求。还要记住,这也使各国政府能够大量举债,并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经济,例如增加支出和减税。
如今情况截然不同,因为通胀不只是由需求端推动,也受到供给端影响。当供应受到如此严重的限制时,央行要问自己的是: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放缓需求,才能遏制价格进一步上涨,并让通胀重新走上下降轨道?真正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需求究竟要放缓多少?换句话说,为了降低通胀,经济增长要付出多大代价?此外,央行自身也面临供给端的巨大不确定性,因此眼下最大的难题是维持其信誉。
要记住,过去三十年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期一直稳定在2%左右。疫情之前,通胀实际上已经低得过头,央行开始考虑如何将通胀预期稍微推高,至少拉回到2%左右,或许略高一些。现在,它们担心的是信誉会朝另一个方向受损:即便承认供应方面的挑战意味着通胀回落需要更长时间,它们要如何重新将通胀预期锚定在2%左右?
但在当今世界,央行能做的事情有限,只能尽力维护自身信誉,表明无论需要采取什么行动,都会确保通胀保持相对较低且稳定。
罗宾·波默罗伊: 如果央行大幅加息,通常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可以想见,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您如何评估当前经济增长放缓至危险水平或陷入衰退的风险?这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是一个风险吗?
珍妮特·亨利: 世界上已经有一些经济体陷入衰退。比如一些新兴经济体,巴西从疫情中复苏的势头相当强劲。巴西历来通胀率略高,而且2021年就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因此,去年下半年巴西已经陷入衰退。
谈到发达经济体,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美联储的大多数紧缩周期最终都会以衰退告终。自1960年前后以来,美国经济实现过三次软着陆,但美联储紧缩周期之后出现过约八次硬着陆。所需时间各不相同,衰退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紧缩周期最终导致衰退并不罕见。
显然,央行启动紧缩周期时,从来不是为了让经济陷入衰退——至少自1980年前后以来如此。随着通胀逐渐得到控制,它们总会开始收紧政策,以稍微放缓需求;也许接受一段低于趋势水平的增长,以防经济彻底过热,并让通胀回到更令人安心的水平。但它们确实无意造成硬着陆。
央行目前面临的困难,不仅在于乌克兰战争后果以及制裁持续升级的国际影响,也在于中国因仍大体坚持“动态清零”策略而放缓,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很难判断中国何时重开,以及重开后对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即便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审视本国经济,也知道实际工资正受到严重挤压。以美国为例,3月通胀率达到8.5%,工资增速仍不到6%。即便美联储认为这个水平过高,实际工资仍被挤压了2.5%或更多;我们认为,英国今年的实际收入挤压幅度更接近4%,欧元区则可能约为2%。在任何正常情况下,毫无疑问,这都会造成显著的消费衰退。
罗宾·波默罗伊: 实际收入被挤压4%具体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说某人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前少了4%?
珍妮特·亨利: 完全正确。我们对英国今年经济的预测是,全年剩余时间的平均通胀率将超过8%。事实上,英国央行最近宣布,通胀率在今年第四季度将达到10%。因此,工资增速不到6%,目前实际上还更低。此外,财政政策有所收紧,税收也有所增加——消费者获得的收入相对于通胀而言更少。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成本挤压。
所以问题在于,疫情期间积累了储蓄的人是否会动用这些储蓄,以平滑消费。这涉及分配问题。如果看英国、欧元区或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总体情况,储蓄都已大幅增加。我们估计,美国的储蓄存量,即人们在2020年和2021年每月多存下的超额储蓄,与2019年相比,目前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额的约12%。
一些积累了储蓄的人,实际到手收入可能减少,但可以动用这些额外储蓄来平滑消费。我们知道,许多人并非如此。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有点像衰退了。有些人可能会转而借款——有证据显示,消费信贷和信用卡借款有所增加,这不仅发生在美国,在英国等地也有一些迹象——因此,那些无法动用储蓄、因为已经没有储蓄的人,可能会在条件允许时增加借款,以减少削减支出的幅度。这使得放缓程度很难预测。经济肯定会放缓,而且有些经济体已经接近停滞。
罗宾·波默罗伊: 生活成本挤压确实是全球性的,对吗?
珍妮特·亨利: 确实是全球性的。亚洲部分地区目前的通胀率明显较低。事实上,我刚才提到,亚洲许多地区疫情初期的复苏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消费复苏,复苏主要由出口和工业带动。原本预计2022年会成为消费复苏之年,尤其是随着全球复苏从商品驱动转向服务业驱动,出口很可能失去动能。显然,许多亚洲经济体已经开始重开,尤其是在疫情奥密克戎毒株感染潮之后。因此,它们的通胀率低得多,但仍会受到一定冲击,因为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消费者将较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能源,尤其是食品,他们也会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
但在其他地区,确实是全球性的。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到了发达经济体,包括英国、欧元区和美国。但看一些其他新兴经济体时,生活成本挤压最严重的将是大宗商品进口国。中欧和东欧的一些经济体,以及一些大量进口食品的非洲国家,将受到食品价格上涨更大的冲击。
大宗商品生产国受到的影响应该较小。石油生产国的石油收入大幅增加,另一些国家则从金属收入中获益。在一些经济体,无论是拉丁美洲部分地区还是许多海湾国家,政府可能会支持受影响的家庭,并抵消它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感受到的一部分通胀影响。
罗宾·波默罗伊: 这是因为有一项益普索与世界经济论坛针对11个国家生活成本危机开展的民调。25%的公众表示,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感到相当困难或非常困难。土耳其有三分之二的人这么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样的处境何时才能出现转机?你提到了工资要求带来的通胀压力。如果人们想维持生活水平,就需要获得与通胀相当的加薪。我想,其他选择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有针对性的政府支持。最好的政策是什么?这是你研究的内容吗?此外,如果66%的人口觉得自己勉强才能维持生计,社会动荡会带来什么风险?首席经济学家也会关注这些问题吗?
珍妮特·亨利: 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政治决策。我们不会作出政治预测,再据此断言其对宏观经济预测的直接影响必然是什么。政治事态发生后,我们才会作出相应判断。
至于生活成本的影响,你提到了土耳其。按照我们目前的预测,土耳其刚刚超过阿根廷,成为通胀率最高的经济体。如果通胀率已经超过60%,那就是极端情况。其他地方的通胀率虽处于数十年来的高位,但远低于土耳其和阿根廷目前的水平。
但这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些低收入经济体尤其依赖食品进口或政府补贴食品,而其中一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本就脆弱,因此非常容易受到冲击。斯里兰卡已经因硬通货债务违约,这是政府作出的政治决定,目的是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对民众造成的部分痛苦。政府需要为本国民众提供一些支持。其他一些低收入经济体也可能采取类似做法。
再看一些较发达的经济体,在欧元区,已有个别经济体采取措施,限制公用事业价格上涨的影响。4月全球油价略低于3月。如果油价没有再次飙升,这应该已经开始影响通胀数据。我们也看到,各方宣布了更广泛的燃料成本补贴,以减轻消费者受到的影响。
以英国为例,财政大臣起初大概希望油价在今年晚些时候会下降,天然气批发价涨幅也会在年内回落。因此,他最初宣布了一项计划,要求在今年晚些时候抵消部分初期支持措施。如今,鉴于当前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天然气批发价水平,随着支持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可能不得不宣布进一步补贴。目前,英国央行的预测也显示,公用事业价格还会在10月进一步上涨;英国央行预计,如果没有额外的政府支持,这会将通胀率推高至10%以上。
罗宾·波默罗伊: 截至目前,您会重点关注哪些可能改变经济前景判断的因素?近期有哪些即将发生的大事值得等待观察?
珍妮特·亨利: 未来几个月有很多事情值得关注。
乌克兰战争的进展仍将对全球至关重要,尤其是西方经济体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制裁。显然,石油方面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西方逐步摆脱对天然气依赖的时间安排,以及莫斯科方面的行动,也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如果这些因素导致欧洲天然气供应彻底中断。
中国
我也会关注中国的情况。我们看到的4月数据非常疲弱。5月的情况似乎会更糟,但我们也看到中国部分地区开始放宽一些限制措施,而且有大量政策支持正在筹备中。如果中国能够重开,且第二季度确实成为中国经济活动数据最差的一个季度,那么鉴于目前推出的政策支持力度,我们应该会看到经济此后出现企稳迹象。
但如果奥密克戎进一步演变成新变种,或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传播,显然也可能给今年晚些时候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些下行风险。届时,全球供应端可能受到干扰,全球需求端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对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经济体来说,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与政策相关,各经济体的国内反应也同样重要。我刚才谈到了一些工资压力。只要供应中断和价格上涨持续——主要源于俄罗斯,也可能源于中国的供应中断——通胀就会维持高位。通胀未必还要继续走高,但它在高位维持得越久,传导至工资增速的风险就越大。这会让央行更加担忧。尽管央行希望实现软着陆,但它们可能会意识到,为了恢复信誉,或许需要接受一段经济收缩,也就是某种程度的衰退。英国央行已经宣布,根据市场对其政策利率的预测,按照目前的预测,英国在2023年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轻微经济收缩。
Robin Pomeroy: 你是否已经觉得,回顾这一时期时,或者说我们日后回顾这一时期时,会把它视为经济史上一个关键时刻,或一段令人难忘、声名狼藉的时期?人们会想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冲击,它造成了全球性影响。你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与之相当的时期吗?还是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Janet Henry: 这肯定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期。你说得完全正确,人们已经开始将现在与20世纪70年代相提并论,因为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
其中一点相似之处是,赎罪日战争后实施的石油禁运,发生在通胀已经呈上升趋势之时。如今,我们也处于一个通胀已经因疫情而呈上升趋势的时期;现在,由于制裁、一些报复行动以及一些第三方采取的行动,我们又面临我所说的经济冲突,而此时通胀已经大幅攀升。因此,两者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当然,也存在一些差异。所以,思考未来时,我们确实可以从经济史中汲取大量经验;我们需要识别相似之处,也要看清不同之处。某些事件显然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方面是,劳动力市场仍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且工会化程度较低。技术进步的某些阶段也可能有所不同。人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比较是,过去20到30年间,我们不仅经历了快速的全球化,也见证了商品领域尤其大规模的自动化。
Robin Pomeroy: 最后谈谈能源。比如,我们讨论了天然气流动,因为我现在正在制作另一档关于能源转型的播客,主要探讨从化石燃料转向非化石燃料和清洁能源。这是你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会关注的问题吗?如果会,你是否判断这种局势正在推动摆脱化石燃料的行动?它会加快这一进程,还是会拖慢进程?
Janet Henry: 从宏观角度看,我最终认为,这种推动力会加快能源转型,但进程不会是线性的。
我们知道,目前能源价格飙升的部分原因是近年来对化石燃料投资不足。如今,许多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激励措施,以提高化石燃料产量,因为它们认识到,尽管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效益大幅提高,但许多可再生能源生产项目的周期相当长。能源转型仍将在未来几十年间逐步推进。
因此,政府面临着两难处境:一方面要设法激励化石燃料生产商填补近期缺口,甚至要在过去曾劝阻开采的地区增加国内勘探;另一方面,从近期通胀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征收碳税等与能源转型相关税费的世界里,这些因素在结构上可能带来通胀上行风险。除了通胀方面仍存在一些潜在下行风险外,可能导致通胀结构性上行的因素还有很多。所以,简而言之,我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势最终会加快能源转型,但我们未必会立即看到对化石燃料依赖减少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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