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一词能否帮助我们理解后新冠时代?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谈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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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亚当·图兹: 经济、政治、地缘政治,还有自然环境对我们的反噬。这就是我认为“多重危机”一词确实有用的原因。

《达沃斯电台》主持人罗宾·波默罗伊: 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一档播客,探讨最重大的挑战,以及我们可能如何解决这些挑战。本周,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分析世界现状,并探讨“多重危机”一词是否适合用来描述新冠疫情以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种种变化。

亚当·图兹: 经历过2020年之后,你不可能不对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罗宾·波默罗伊:如果你觉得疫情期间及此后发生了太多变化,难以理解这一切,那么你并不孤单。

亚当·图兹: 如果你一直感到困惑,觉得所有事情仿佛同时影响着你,这并非个人的私密体验,而是一种集体体验。

罗宾·波默罗伊: 气候变化、超级大国竞争、经济不确定性、政治两极分化。这些事情并非凭空出现。亚当·图兹将当今多重危机的演变追溯到十年左右以前。

亚当·图兹: 当前局势的展开始于2008年。那一年不仅发生了我们都记得的金融危机,也发生了普京首次侵略格鲁吉亚。此外,世贸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陷入僵局,也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望结局埋下了伏笔……

罗宾·波默罗伊: 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历史,其根源还要追溯到更早以前。

亚当·图兹: 我们当下所处时代的起源在5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

罗宾·波默罗伊: 欢迎访问 wef.ch/podcasts 收听我们的所有播客。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罗宾·波默罗伊,接下来将与亚当·图兹一起探讨他对当下全球挑战的评估……

亚当·图兹: 听着,眼下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而这恰恰是我们努力试图理解的。

罗宾·波默罗伊: 这里是《达沃斯电台》。

记者1: 说一个你们很多人可能没听过的词:多重危机。

记者2: 多重危机,这是当下的热词,也是达沃斯的热词。它指多个全球危机同时发生,并像台球一样相互碰撞……

罗宾·波默罗伊: 没错,“多重危机”已经成了一个流行词。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报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的《达沃斯电台》节目,标题里也提到了它。上个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这个词也频频被提及,人们讨论着战争、经济不确定性、通货膨胀、衰退、气候危机等彼此交织的全球问题。但这个词真的让我们对所处的世界和面临的挑战有了新的认识吗?

在达沃斯,我的同事朴孝珍采访了亚当·图兹。他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著有《崩溃:金融危机十年如何改变世界》和《停摆:新冠疫情如何冲击世界经济》等书,也是《外交政策》播客节目Ones and Tooze的联合主持人。该节目自称涵盖“几乎一切”。

亚当对当下的世界状况、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以及未来可能走向何方,有许多见解和看法。朴孝珍首先问亚当·图兹,为什么他在一些作品中使用“多重危机”一词。

亚当·图兹: 我想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不是我的想法。这个概念最初由法国复杂性理论学者埃德加·莫兰提出,后来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2015、2016年采用了这个词,用来描述欧洲治理者试图应对希腊债务危机、普京首次侵略乌克兰、英国脱欧风波初现,以及叙利亚难民危机外溢至欧洲时的处境。

我认为,他试图表达的,也正是我认为这个词至今仍有用的地方:我们经历的并非一场逻辑清晰、界限分明的单一危机,比如由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崩盘引发的金融危机。相反,是一些乍看之下、甚至深入探究后都毫无关联的事情,在同一时刻汇聚到一起,却又似乎层层叠加,在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家庭和个人心中造成一种局面。以新冠危机为例,这种局面令人难以承受,让我们无力应对,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很难确定立足之处,因为来自众多不同方向的力量同时在动摇我们的根基。

我认为,这种体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北美生活的人。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美国人——当然,我认为自由派美国人如此,保守派也有同感——经历了一种相当全面的国家危机感。但他们将其解读为美国梦正在瓦解的体验。而我认为,“多重危机”这个概念所捕捉到的是一种普遍得多的体验。我不会把它局限在过去几年;容克说它始于2015、2016年。我认为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当前局势的展开其实始于2008年。那一年不仅发生了我们都记得的金融危机,也发生了普京首次侵略格鲁吉亚。此外,世贸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陷入僵局,也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望结局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2008至2009年还发生了猪流感疫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已经可以看到当前局势的许多要素汇聚在一起。对我而言,关键因素包括金融、政治——比如美国民主政治的动荡,2008年萨拉·佩林被列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候选名单——以及经济、政治、地缘政治,还有自然环境对我们的反噬。这四者无法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也无法归结为单一因素。这就是我认为“多重危机”一词确实有用的原因,至少在描述层面是如此。当然,这个词有点像比划着说话。它是在说:瞧,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而这恰恰是我们努力试图理解的。

世界经济论坛视频制作人朴孝珍: 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资本主义走到晚期时会发生的事情,对吧?比如一切正在瓦解,新自由主义时代走到尽头,诸如此类。您为什么认为这些事情并非都与同一个根源完全相关?

亚当·图兹: 这是个好问题。总的来说,我不认为地缘政治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确实会以重要方式加剧地缘政治,但两者不能相互归结。我也不认为民主制度失灵和政治失序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地缘政治。还有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在起作用。显然,从广义上说,现代化以及1945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急剧加速,既带来了气候变化,也带来了人畜共患病的变异,进而导致疫情。但我们谈论的是一条曲折的因果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你想把这称为资本主义危机,那你仍然得像我刚才分析多重危机那样,把所有这些都解释一遍,对吧?如果你说自己找到了万能钥匙,也就是原因,其实并没有获得多少,因为单靠它所能解释的差异太多……解释力并不足够。以中国因素为例,我们真的相信,中国对美国和西方霸权构成的挑战,可以简单概括成“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竞争”吗?如果你是列宁主义者,也许会觉得这个解释令人满意。但在我看来,这不足以描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有意坚持把它看作一个独立变量。从人类世转向一些人喜欢的“资本世”,对我来说也是如此。那似乎同样是把一系列比资本主义更复杂的过程简单化。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因素之一,但单凭它无法解释我们为何面临这些压力。我们还需要讨论城市化,也需要讨论特定的强制工业化模式,才能真正梳理出我们关心的因果链。换句话说,尼日利亚是一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所占份额很小。中国则是一个奇特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8%。在我看来,这清楚表明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止这一个变量。这并不是要淡化利润动机和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推动因素的作用;但我认为,仅凭这一点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朴孝珍: 所以这有点还原论。

亚当·图兹: 这是一种非常彻底的简化。是的,而且一直如此。人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它把复杂变成简单,于是你觉得很舒服,因为你把复杂问题简化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种做法普遍具有吸引力,那么“多重危机”概念的一个想法,就是指出某些熟悉的简化方式已经不再令人信服。你刚才提炼得非常好,因为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坚持认为这是多重危机,你就是在说,我们可以简化,但只能简化到一定程度;这个终点并非单一因素,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我不是说所有事情都与此有关,而是说起作用的力量数量有限,但多于一种,而且彼此竞争。除非我们愿意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无法理解……好吧,我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措手不及。比如现在,在疫情问题上,我们仿佛是金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疫情已经从议程上掉到了多么靠后的位置,尽管此时此刻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患病。

朴孝珍: 您刚才梳理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和金融因素。但如果要描绘一下这些不同类别在当下具体是什么样子,能否为我们勾勒一下情景?

亚当·图兹: 我首先会重点关注疫情的后续影响,以及疫情仍在持续这一事实。对吧?如果你真的想了解2021至2022年通胀的背景,想了解我们一直在努力应对的世界经济动荡,就得把时间拨回2020年。遗憾的是,拜登总统关于疫情已经结束的承诺看来并不属实,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新变种正在美国人群中迅速传播。我们尚不清楚其致死率,也不知道会不会由此演变出其他变种。所以这是我的出发点。再叠加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以及其中蕴藏的重大风险:随着我们提高利率,这些风险会从核心国家向外扩散,波及较弱的成员、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再叠加一种与资本主义逻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体的情况,也就是普京在莫斯科执政集团的疯狂侵略行径。这并不是说……俄罗斯为什么对冷战后的秩序不满,倒不难理解。这显而易见:他们输了,不喜欢这个结果,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相当一致地这么告诉我们。但要理解为什么他们愿意冒险,对一个相当大的邻国发动全面常规军事入侵,就不是一回事了;而这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因此,这将地缘政治维度具体化了。抽象地说,或许可以把它归结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但具体情况使这种分析站不住脚。后新冠时代,全球经济动荡,高杠杆、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弱点,再加上大多数人都未曾预料到的军事侵略冲击。而在背景之中,尤其是对世界上较贫穷、较脆弱的国家来说,气候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南亚尤其如此。比如巴基斯坦,这个世界人口第五多的国家,去年夏末因异常强烈的季风而有三分之一国土被淹;几周前,南亚还经历了一场惊人的热浪。因此,我认为这些就是这场危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范围内,这个范围就是当下美国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众所周知,未来几个月局势甚至可能朝任一方向发生剧烈转变。这就是我对这些因素的梳理方式。

朴孝珍: 我记得一开始您提到了明确的脉络,追溯到更早以前。您说这种局面的迹象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并非只在当下才发生。那么,多重危机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关键推动因素?

亚当·图兹: 在我看来,我们当下所处时代的起源在5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2023年正好是1973年的50周年。我认为,现代世界格局的大部分内容正是在那个时期清晰地成形。许多早期预测——无论是新型传染病,还是罗马俱乐部报告中提出的马尔萨斯式问题——都可以追溯到50年前的那个时期。预测的性质决定了,那些令人担忧的诊断要过很久才会成为现实。关键推动因素一方面是经典金本位货币体系的瓦解,由此国际金融大幅开放;另一方面是多极化初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冲击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点,也让西方力量受到挫折。然而,这种多极化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那是美国在越南战败的时期,也是美国与中国在冷战期间达成战略妥协的时期,这些都预示着当下更加多极化的秩序。正如当时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和各类流行病学专家所指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二战后迅速、大规模增长的经济奇迹也有其负面影响:一系列重大风险不再只是外生因素,而是由经济增长本身的成功所产生。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日益清晰,既体现在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方面,也体现在疫情和人畜共患病变异方面。因此,对我来说,现代多重危机模式在那个时期开始显现,并首次得到阐述。如果追溯埃德加·莫兰这位最早提出该术语的法国理论学家的思想经历,他是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警示分析者。这段时间线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经济论坛也恰恰诞生于那个时期。当时,人们开始觉得,像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组织可以调解全球冲突、建立新的网络,而欧洲需要向更广阔的世界学习;这些想法也因此变得更有吸引力。因此,我认为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组织与这种问题意识十分契合。正如德国人所说,或者说这种危机意识反映出人们明白世界正在变化,需要新的论坛、新的机构、新的模式,以及新的利益相关方联盟来汇聚起来。任何组织能否长期成功做到这一点,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无论是经合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面临过巨大挑战。但我确实认为,在这方面,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可以说是我这一代人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认为,多重危机确实带有自传式、传记式的成分。它进入了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观意识,也出现在新身份政治兴起的时期。那是第二波女权主义、黑人解放运动,以及身份政治真正形成新面貌的时期。从文化角度思考,多重危机也包括这些内容。再想想由此引发的反弹政治;想想眼下在阿富汗上演的噩梦,想想阿富汗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多重危机的枢纽;再想想那些令人难忘的画面: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民众获得解放的景象,以及此后几十年间这种局面遭到暴力摧毁。我想这就是我的时间线。但看清某件事的轮廓是一回事,看见它的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2020至2021年的疫情体验就是压轴事件,因为我们让世界经济戛然而止。此前我们从未做过任何类似的事——仅仅几周内,全球GDP就损失了15%至20%。而这一切就发生在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后几天。

朴孝珍: 一开始,您谈到了这种感受和心理状态,比如美国梦破灭的感觉。我想就此稍作探讨,因为我觉得我们体验危机的方式,尤其是非分析人士的体验方式,是觉得经济要走下坡路了,所以自己要减少冒险。这会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对吧?我想知道您认为这种情绪如今如何体现在社会中。人们有何感受?

Adam Tooze: 嗯,我们知道,新冠疫情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这是这场冲击最深远的遗产之一。谈到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时,你绝不能夸大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性,个人心理也同样如此。我个人是个十足的心理治疗爱好者。没有它,我简直无法应对生活。说到底,这是我需要的东西:一个反思、坦诚面对自己、直面恐惧、重新振作的空间,让自己努力理清脑海中各种交织的叙事。我写Chartbook,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做到这一点的媒介。我喜欢这种出版形式,正是因为它给了我更广阔的天地,让我可以筛选材料、理清思路。我认为此刻我们确实需要这类媒介,而且压力正在上升。这件事也有各种政治化的表现。比如,对顺性别身份的深刻质疑,对一些人来说,正是他们重新协商那些相当根本的身份认同的迫切空间。但即便你没有卷入这个特定议题,我也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经历过……我又要说回这一点:经历过2020年,却没有对自己原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深刻动摇,尤其是年轻人。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看着世界说“嗯,我可以暂停生活18个月”,这倒还好。但从我女儿的经历中我知道,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余生会是什么样,那种经历会引发更多恐慌,对吧?所以,对于20岁或21岁、正努力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暂别的正常生活;他们基本上只是被告知暂停一段时间。这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将在全球社会中持续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数以千万计、放眼全球则数以亿计的年轻人,实际上失去了数年的教育机会;失去的不只是课堂时间,还有社会交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因此,影响十分深远。如果我们不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认真面对这种多重危机体验,就没有公正地看待它。而这也有一段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想想当时所有左翼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运动,它们将精神错乱视为一种个人状况,也视为社会力量作用于人的结果,而这些力量对人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不,我认为这……人们有时会说——比如在推特上,人们谈到多重危机时就说——它不过是自由派表达对世界焦虑的方式。我会说,尽管说出来吧。我不觉得这是批评。没错,我们需要一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状况,并且至少愿意探讨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我们假装这关乎现实主义——这是当下另一个常被挂在嘴边的词,对吧——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不去面对要界定在当今世界何谓现实主义有多复杂。处理自己的恐惧、自己的幻想,以及流传开来的那些带有阴谋论色彩的复杂解释,都是巨大的挑战。拿北溪管道来说,替我裁定到底是谁炸毁了它,看看在你觉得这整件事令人极度不安、不得不退开之前,你会离阴谋论政治的边界有多近。再比如1月6日。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时任总统参与了一场大规模政变企图?用这类说法来讨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我们在那种时刻所作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种内在的个人压力和焦虑?比如你对美国共和国,或者俄罗斯、英国、美国或波兰的情报机构有何能力的根本认识,对吧?这些都是情绪问题,也关乎个人的世界观。但我们确实必须依据这种由经历、情绪、事实、论据和逻辑构成的奇特混合,对当下全球局势中一些相当简单、具体的事实问题作出判断。对吧?因此,当这些结构开始融化、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我们努力稳定自我、保持现实立场,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HyoJin Park: 我读你的作品时还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一种无边界感,对吧?气候危机没有国界。如今金融体系在很多方面都高度国际互联,美国做点什么,世界另一端的我们就会感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你也能隐约感受到权力不平等的暗流。所以,并非每个人感受到气候危机的方式都一样;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对吧?一切都与美元挂钩。那么,你如何看待多重危机对不同地区造成不同影响的这种不平等?还是说,我们受到的影响是普遍相同的?

Adam Tooze: 不,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影响绝对是有差异的。我的意思是,社会内部就存在差异。2020年新冠冲击期间,我一直待在曼哈顿。显而易见,我们过着备受庇护的生活: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公寓里,有足够用的无线网络,还有三间卧室。这与平时打扫我们公寓的那位女士的处境截然不同;她困在家里,要照顾四个孩子,也没有合适的无线网络,孩子们想上网课,结果一团糟,对吧?这还只是纽约市内部的差异。当然,超级富裕的人早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但如果把这种差异放大到全世界,我认为你就会不断尝试……从你观察世界的立足点出发;当然,这也把我们所有人都卷了进去。此刻我在达沃斯与你交谈,所处的位置正是这种不平等结构中一个非常具体的位置。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有责任不断拓展视野,努力找到方法,涵盖那些巨大的梯度和差异。因此,对我个人而言,这确实有点像一项使命……虽然我不是非洲问题专家,在学术上也确实没有资格涉足这个领域,但我仍觉得,必须通过尽可能多地阅读和研究,不断纳入并探讨一些经历。比如,过去十年非洲三个成功案例——加纳、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当前时刻的处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这三个国家都陷入了困境。它们全都陷入困境这一事实,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下这一时刻。美国房地产市场也许能平稳度过这一关,欧元区或许不会崩溃;但加纳不得不重新谈判债务,寻求减记30%的债务,而它是西非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功案例。它与尼日利亚形成对照,也是你寻找能够打破“非洲悲观论”的故事时会去看的地方。因此,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不断质疑我们认为的主流、重要之事,以及当下的核心叙事,并用其他现实来检验这些看法。西非地域辽阔,将成为未来20至30年的核心人口枢纽。因此,这不是小与大的问题,而是重要性和存在感的问题:它在新闻报道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都知道,世界不同地区获得的报道量差异巨大。因此,这对我来说确实逐渐成了一项个人使命。说得宏大了些,但这确实是我会定期自省的一件事。我会问自己:你有没有关注那种叙事?我认为大家都应当始终如一地这么做,也要努力梳理出有意义的区域逻辑。比如,弄清楚南亚的动态如何以复杂方式串联起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故事,让它们不再被视为孤立个案,而是作为复杂的整体来理解;或者了解席卷东地中海的西亚危机,包括叙利亚、伊拉克等等。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平衡的方式,既能抵消经验视角的偏移和权力格局的偏移,也能抵消西方人的思维偏离我们所面对的全球现实的倾向。

HyoJin Park: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如何着手理清多重危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吗?还是说应该逆转它?到底该怎么做?

Adam Tooze: 我不认为有办法逆转,也不认为能够全身而退。在我看来,我最后总会想到一些听起来很琐碎的比喻,比如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本质上是一件充满不稳定性的事。自行车本身就不稳定;它理应会倒,一旦倒了,你就会受伤。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学会了骑车,它就是上天的恩赐。可以说,这是19世纪末最具革命性的发明之一;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因为那两个轮子和一条链条而获得了解放。对吧?所以它很脆弱,可能会坏。它作为一项发明,仿佛凭空出现。它为各种其他事物打开了大门。骑它需要技巧,骑得不好就会摔得很惨。对我来说,这很好地描绘了现代性的挑战。你也可以不谈自行车,改谈核反应堆:它极其危险,也极其强大,一切都取决于谁在操作,以及操作它的政治环境如何。这就是我眼中我们当前处境的本质。我是凯恩斯主义自由派。凯恩斯之所以对我重要,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元理论家,思考如何应对复杂、彼此交织的局面——他会称之为一团乱麻——也就是那些因政治协调失败而变得远比原本必要的情况糟糕得多的问题。他是一位专家、一名技术官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语境中思考。你可以说,当时是一场多重危机。我会说,那与我们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截然不同。他的思想特别有意思之处在于,他试图界定并裁定:我们应该处理问题的哪些部分,又该如何处理?这就回应了你的问题: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拆解、理清,又有哪些不该动?抱歉,在这样一团交织的乱局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问题。凯恩斯的另一个有意思之处,是他有一种“黑箱化”的政治思路。总体而言,他是民主派,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极其脆弱的时刻维护民主及其运作。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某些问题移出议程。因此,失业问题,或利率过高对竞争力造成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来解决。他试图提出一系列技术性解决办法,把这些问题从议事桌上移开,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将民主运作所剩无几的空间、有限的政治资本和共识构建能力,集中在更难解决、需要真正政治共识的问题上。这在我看来,为思考当下提供了一种模式。再回到疫苗。疫苗对我如此振奋人心,不仅因为它们是人类精神创造力的非凡结晶,还因为它们被“黑箱化”了,对吧?只要把东西注射进胳膊里就行。对吧?当然,你得说服人们这么做,这需要政治努力。但注射之后,一切就相当简单,疫苗会自行发挥作用。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办法?因为社交距离措施需要更多自律,以及我们无法落实的、更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安排。现在,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真的有能力共同组织政治解决方案,制定经民主程序形成的方案来解决世界重大问题,我会更希望如此吗?是的。没有这种能力,我们还能解决绝大多数重大问题吗?我认为不能。但只要有可能,只要能把某件事从这个极其棘手的领域中抽离出来,并为它找到解决办法,比如超级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应该这样做。当然,我们应该讨论强迫劳动问题,讨论它们来自哪里、我们对此有何看法、希望施加什么条件。但无论如何,请抓住这个轻松就能赢得的机会:成本曲线和学习曲线已经让可再生能源从无法负担的能源变成了如今最便宜的电力来源。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抓住这类解决方案;否则,众所周知,这将极大考验我们共同组织、审议并得出结论的能力。这些结论不仅要正确,还必须在民主程序中具有正当性,并符合我们对正义和法治的理解。这就是我对自己感兴趣的那类政治的一般回答。它不是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因为那其实是否认政治,只是说:“我相信所有解决方案都已经有了,别拿任何棘手的问题来烦我。”对吧?我们绝对承受不起这种想法。但凡有可能为疫情等问题创造出这类“黑箱化”的现成解决方案,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由此可见,从结构上说,我们应该把多得多的资金用于提升创造这类解决方案的能力。技术乐观主义最让我抓狂的一点是,如果我们真对此当真,就应该为此投入大笔资金。可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目前全球公共资助的能源研究总预算还不到美国家庭给猫狗买食物和零食的开支。这在我看来说明,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技术解决方案。因为如果真当回事的话……我养了一条狗,我爱它。但我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钱集体投入基础能源研究?为什么至今只有一项聚变实验达到那个让所有人兴奋的水平?我们应该有十项这样的实验在快速推进。它们会成功吗?我们能保证吗?不能。但它们都是人类精神的非凡事业,本身就值得我们支持。参与这些项目的工作也很棒,对吧?当然。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类事情上花钱,就应该设立科研预算和研究预算。这不应当纯粹出于工具性考虑,而是基于两个理由:A)这些活动本身就有价值,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B)它们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根本问题,而我们通过政治和脆弱的社会与集体组织机制,要解决这些问题会极其困难。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对我来说,没有一套普遍适用的办法能解决这一切。但如果你看到那些轻易可得的解决办法——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我们就绝对应该抓住它们。

HyoJin Park: 政界人士和掌权者总会想:好吧,可就像你说的,危机有很多种,而且彼此相互作用。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又是各自为政,对吧?每个机构都一次只处理一件事,彼此之间也不怎么交流。面对如此交织的问题,这显然是个大问题。我想问,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Adam Tooze: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也应该找到能够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尽可能相互权衡的论坛。不会有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对吧?因为这些问题本质上无法化约。比如,在我们脑海中,我们该如何权衡战争、疫情和气候危机各自提出的要求?作为挑战,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建立相应机制;这正是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而且由来已久。你可以想想二战后的局面:当时人们试图权衡范围极广的国内优先事项、冷战优先事项,以及战后幸存者的历史正义问题;所有这些都必须在20世纪50年代初达成的一些重大金融协议中加以权衡。因此,我们需要具备这样的政府能力。解决办法之一,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世界各地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欧洲当前的能源危机,以及比如德国政府在2022年不得不作出的艰难决定,就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为了应对天然气供应被切断的风险,以及德国能否熬过冬天,政府必须决定优先处理哪些事项。这正是你所说的复杂多重危机的裁决问题。该怎么做?首先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手头没有必要的信息,甚至无法判断自己的权衡曲线是什么。你知道,找到权衡曲线上的一个点已经够难了;如果连权衡曲线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彻底无从下手了。而他们确实不知道,也无从得知。唯一能提供信息的人,都是利益攸关方,比如巴斯夫这样的工业企业;他们会为自身利益发声,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对吧?他们有信托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建设跨部门的机构能力和专业知识来应对这一问题。德国目前正在发生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曾在2020年和2021年应对新冠危机的公共卫生部门,正在与德国联邦网络局持续交流;该机构负责在德国系统内调度能源,双方讨论如何开展节能宣传活动。我认为,这正是当前危机时刻迫切需要的跨部门学习。显然,这两类问题并不相同,但两种情况下,都是非党派性的专业公共机构——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在作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决定。比如室内供暖温度,以及孩子能否上学。相关机构之间正在进行专业人士对专业人士的交流,讨论在民主社会中如何有效传达这类风险。什么时候适合给人们好消息?什么时候给坏消息更好?该如何组织好消息和坏消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这类跨部门学习,而且要持续开展。

HyoJin Park: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这个概念有什么帮助?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个概念?

Adam Tooze: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基本上是一种让人如释重负的信息。如果你一直感到困惑,觉得所有事情都在同一时间影响着你,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私密的体验,而是一种集体体验。如果你一直很难把这一切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加入我们吧。事实上,这些事情似乎无法归结为一个共同原因。如果你曾产生过一些奇怪的想法,比如:你想推进气候中和议程,于是想给房子做隔热改造,却发现原材料价格过高,供应链又一团糟,而且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动了战争,导致你的计划受阻;如果你觉得这很古怪,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因此,我认为这个概念的目的和构想,大概只是要让这种困惑感——让那些看起来确实毫不相干的事情之间奇怪的交集——变得可以理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房子做隔热改造的问题,和乌克兰战争有什么关系?这个概念打开了种种脉络,让你得以开始看见其中的联系。如果你只是读报纸或看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看到的是一幅拼贴画,而它看起来渐渐变得支离破碎、荒诞不经,甚至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相信自己的感官。多重危机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是:放轻松,这其实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状态。我认为这很有用。为它命名,给这种感受一个名字。没错,这本质上有着重要的疗愈作用。就像是:好吧,这就是你的恐惧,这就是让你深感不安的事情,它可以有这样一个称呼。

Robin Pomeroy:Adam Tooze刚才接受了朴孝珍的采访。他的播客名为《Ones and Tooze》。如果你喜欢发人深省的对话,也对人工智能感兴趣——谁会不感兴趣呢?不妨去找找《In AI We Trust》,它由世界经济论坛人工智能负责人Kay Firth-Butterfield共同主持。也别错过《Meet the Leader》,这是《Radio Davos》的姊妹播客。你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播客应用中收听这些节目,也可以访问wef.ch/podcasts,那里还有更多信息和所有节目的文字稿。欢迎加入世界经济论坛播客俱乐部,参与播客话题讨论。在Facebook上搜索即可。

本期《Radio Davos》由我Robin Pomeroy撰稿并主持,朴孝珍负责报道,Gareth Nolan负责录音室制作。我们下周再见。现在,感谢收听,再见。

“多重危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在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颇受关注。当时人们讨论着彼此交织的全球问题,包括战争、经济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气候危机等。但这个词真的能让我们对所生活的世界和面临的挑战有新的认识吗?历史学家Adam Tooze向我们介绍了这个词以及多重危机本身的由来。

Adam Tooze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他还主持《外交政策》每周经济学播客《Ones and Tooze》,并著有多本书,包括《崩盘:金融危机的十年如何改变世界》,以及最近出版的《停摆:新冠疫情如何撼动世界经济》。

链接:

节目页面:https://www.weforum.org/podcasts/radio-davos/episodes/polycrisis-adam-tooze

相关播客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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