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莉·布雷尔利:母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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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文字稿节选:

什么是“母职惩罚”?它与性别薪酬差距有什么关系?

这是社会学家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女性成为母亲后在职场遭遇的系统性不利处境,包括薪酬、他人对其能力的评价以及福利待遇都不如其他劳动者。对我来说,这就是性别薪酬差距——一些研究表明,母职惩罚占性别薪酬差距的80%。它的核心确实是女性在尝试兼顾生育和职业发展时遇到的重重障碍。20多岁及更年轻女性的性别薪酬差距并不大;大约从30岁到33岁开始,差距逐渐扩大,之后更是明显跃升。仅仅因为我们敢于生孩子。

这种情况并非英国独有,你们后来还将这项倡议推广到了全球。其他女性有着怎样的经历?

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即便是我们视为理想之地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也仍然存在孕期和产假歧视。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女性视为母亲。如果你有了孩子,你的首要角色就是母亲。针对女性的偏见根深蒂固——从她们怀孕那一刻起,人们就认为她们心不在焉、对工作不投入。

歧视可能严重到像我那样被解雇,但也可能表现为降职、欺凌和骚扰,涉及灵活工作安排,也可能只是被冷落和忽视。在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女性遭受欺凌和骚扰,或职业发展停滞,立刻就撞上了玻璃天花板。在其他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在美国,女性并不会自动获得产假:四分之一的美国女性在分娩10天后就重返工作岗位。许多女性觉得自己不得不离职,可以说是被迫离开。在所有这些国家,这些故事都令人心碎,它们剥夺了女性的自信和经济赋权;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

产假和孕期歧视会如何影响女性的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个重大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压力对发育中的婴儿非常不利。经历压力的女性早产的情况很常见;当然,被迫离职或遭受欺凌和骚扰,也会严重损害女性的心理健康,进而影响婴儿的健康发育。从许多女性的个案来看,遭遇孕期歧视后,她们最终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我自己就是如此,我接触过的许多女性也有同样经历。疫情期间,寻求心理健康支持的孕妇和母亲人数大幅上升。事实上,2019年至2021年间,这一人数增加了40%。

女性最终承担了更多家务和育儿工作,也就是“家庭事务负担”。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女性承担的照护工作几乎是男性的三倍,无偿劳动也比男性多60%,这显然严重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我们很多人都在全职工作,超过四分之三的母亲有工作。因此,女性去上班,完成所有有偿工作,回家后还要继续做无偿劳动。许多女性要求灵活工作或兼职。这意味着薪酬更低,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只有全职工作者的一半。因此,这些问题彼此交织——我们承担的所有家务劳动都是母职惩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瑞典等国家,父亲陪产假制度较完善,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的早期阶段会抽出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我们看到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也更少。因此,这些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英国,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女性休产假,而父亲最多只休两周。女性最终成为主要照护者;她们重返工作后,仍然承担大部分家务、接送孩子,还要负责哄宝宝重新入睡。但所有这些无偿劳动都为经济带来了巨大益处。没有这些劳动,男性就无法外出工作,许多行业也无从谈起。

20世纪70年代,冰岛90%的女性为此罢工,男性由此看到这类劳动的价值: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工作。这是冰岛在性别平等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不是说我们都要罢工,而是说无偿劳动具有经济价值,政府应当尊重并重视它。我认为,确保父亲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父亲保留专属的陪产假名额,并提供足额薪酬。

读过这些文章吗?

所以,正是社会结构阻碍了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

正是如此。研究显示,80%的父亲表示,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来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几年前,加拿大魁北克省专门设立了有足额薪酬保障的陪产假名额,男性的休假比例相较加拿大其他地区大幅上升。这给社会带来了诸多益处。一项大学研究显示,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的早期阶段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伴侣关系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会提高40%。此外,孩子在教育体系中的表现会更好,母亲的幸福感也更高。瑞典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每休一个月的育儿假,工资就会上涨7%。这对母职惩罚有着巨大影响。

新冠疫情对母亲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们接到的求助电话几乎一夜之间增加了四倍。孕妇对自身安全感到恐惧,也不知道自己的法律权利。很多来电者是孕妇,她们说:“我在超市工作,一直要和人接触,我觉得不安全。”疫情第一波期间,许多母亲被裁员,因为雇主感到害怕,认为必须削减开支才能维持经营。我们看到大量休产假的女性和孕妇被裁。我们知道,企业面临裁员时,最先失去工作的人就是孕妇和母亲。如果你是母亲,被裁员的可能性会高出47%,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数据如是显示。

此后,我们看到英国出现了严重的技能缺口,许多失业的母亲找到了新工作。但这些数据没有告诉我们,她们是否不得不接受降薪。关键问题在于,学校和托儿机构关闭后,母亲承担了所有新增的无偿劳动。普华永道表示,这使女性每周增加了31小时的无偿劳动。母亲每完成一小时不受打扰的有偿工作,父亲就能完成三小时。母亲因此承担了所有这些额外的无偿工作。许多人表示:“我需要申请休假补贴”,这当然会减少她们的收入;还有人被裁员。

这对她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许多人试图把所有事情都做好,而疫情同时也影响着每个人的心理健康。我们至今仍能看到这种影响——母亲们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许多雇主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未必采取了相应措施,也未必考虑到,许多女性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家门之内的创伤。

母职惩罚迫使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最终扩大了性别薪酬差距。图片:麦肯锡公司可负担的托儿服务对于减少母职惩罚有多重要?

我们拥有这么多优秀、技能娴熟的女性,但由于现有制度的运作方式,我们没有让她们充分发挥技能,为经济作出有效贡献。女性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托儿服务。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英国的托儿费用占母亲收入的比例最高。我们对27,000名家长开展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二的人支付的托儿费用不低于房租或房贷。结果,四分之一的家庭表示,为了支付托儿费用,他们不得不减少用餐或放弃供暖和燃料。但托儿服务也很难获得,因为政府资金支持不足,托儿所因此关门。五分之一的家长告诉我们,他们当地的托儿服务机构在过去12个月内已经关闭。41%的家长表示,当地托儿服务机构的等候名单至少要排六个月。

没有托儿服务,家长就无法工作;托儿服务是社会基础设施。我们知道,投资托儿服务就是投资经济。普华永道发现,托儿服务每投入1美元,就至少能为更广泛的经济带来2美元回报。其他国家似乎已经明白这一点。美国刚刚推出了《美国家庭计划》,计划打造真正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体系;加拿大也刚刚承诺投资托儿服务体系。政府做这些事并非出于好心,而是因为他们算过账,发现这有利于经济。

英国有870,000名全职在家的母亲想要工作,却纯粹因为托儿费用而无法工作。如果能为女性提供她们工作所需的工具,这对经济大有裨益,能带来数十亿英镑的贡献。我们知道,几乎所有母亲都想工作,只是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负担不起。

瑞典的托儿服务有哪些做得好?

瑞典以儿童的利益为基础建设托儿服务体系。他们认为,每个孩子都应当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托儿服务,因此整个体系都围绕这一目标构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让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否则就无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服务。瑞典非常重视托儿服务工作者,给他们的薪酬远高于平均工资。在英国,十分之一的托儿服务工作者生活在贫困中。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整个体系也濒临崩溃,因为从业者缺乏归属感和话语权。瑞典和其他国家则进行了充分投资,从长远来看也因此受益:从一开始就提供优质照护和教育,可以缩小最富裕与最贫困儿童之间的学业差距。我们知道,这种影响会贯穿他们此后整个求学过程。

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母职惩罚和性别薪酬差距?

托儿服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机会,但目前雇主似乎没有抓住。我们面临巨大的技能缺口,许多优秀女性迫切希望工作。如果你能解决她们面临的托儿难题,就会看到应聘人数大幅增长。美国户外品牌巴塔哥尼亚为员工设立了现场托儿服务,并提高了有孩子员工的留任率。他们表示,这项服务的成本能够自行抵消。更奇妙的是,孩子们一起玩耍,也让员工之间形成了社群。这是增进员工关系的好方式。

第二,招聘时应明确说明岗位可以灵活安排,并具体解释灵活性意味着什么。比如说明“你可以每周工作三天,也可以与他人分担一个岗位”,你会看到应聘者中的女性人数大幅增加。苏黎世保险公司就这样做了。

第三,要为产假提供足额薪酬,并鼓励父亲休陪产假。父亲常常表示,雇主会让他们打消休陪产假的念头,因此要鼓励他们抽出时间照顾孩子。成立女性员工小组,让组织内的女性讨论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因为集体倡议的力量要大得多——组织里有些女性会害怕发声。为她们提供直接向高层沟通的渠道,也提供她们所需的资源。

职场中的“在岗主义”是个大问题,在英国尤其如此。我们是欧洲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许多员工表示,为了看起来在工作、从而获得晋升,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我建议采取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特布鲁克实行的“高调下班”做法。他鼓励高级管理人员准时下班,并大张旗鼓地这么做,以此影响其他员工。在岗主义严重损害生产效率和心理健康,因此必须及早制止;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作者乔莉·布雷尔利也是英国倡议组织“孕后遭殃”(Pregnant Then Screwed)的创始人。
罗宾·波默罗伊代替常任主持人比阿特丽斯·迪卡罗主持本期节目。凯特·怀廷采访。

研究表明,“母职惩罚”占性别薪酬差距的80%。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男性用于无偿劳动的时间仅为女性的三分之一。乔莉·布雷尔利是“孕后遭殃”倡议活动的创始人,也是《母职惩罚:如何避免母亲身份成为职业生涯的致命打击》》一书的作者。她在此解释新冠疫情对母亲的影响,以及陪产假和托儿服务如何有助于减少母职惩罚。

乔莉·布雷尔利怀孕四个月时,一天早上刷牙时错过了公司打来的电话。

两天前,她刚告诉雇主自己怀孕了。布雷尔利后来听到一条出乎意料的语音留言,来自她的女上司——首席执行官,称公司不再需要她提供服务。

随后一次常规医生检查发现,布雷尔利属于高危妊娠,这迫使她放弃通过将雇主告上法庭来挑战歧视行为的任何尝试。

“医生说:‘无论如何都不要紧张,因为压力会引发早产;如果你现在分娩,宝宝会死。’

“短短两周之内,我从非常开心,变成突然没有工作前景、没有收入,完全依靠伴侣支付房租和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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