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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Grant: 欢迎各位。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参加每周工作四天的讨论。我很庆幸这场讨论安排在周三而不是周五,否则可能没人会来。我是Adam Grant,组织心理学家兼作家。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很着迷: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以研究工作为生,但我不认为工作就一定要定义我们。大约一个世纪前,Henry Ford把每周工作时间从六天缩短到五天——他可不以管理理念开明、关爱员工而闻名——因为他发现,人们的效率更高了,士气上升,忠诚度提高,员工流失率下降。他说,这对企业有好处。于是我们可以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如今被困在每周工作五天的模式里?这是上天安排的吗?还是说,这其实是人类创造的制度,值得重新审视?
如今,世界各地许多组织都在重新思考工作周。你们已经看到冰岛政府、微软和日本开展的试点。新西兰有一家保险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实行这种模式,目前的数据令人鼓舞。现在还为时尚早,但大多数情况下,绩效要么有所提升,要么保持不变,而人们则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如果说新冠疫情带来了一线积极因素,那一定是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先事项,对吧?我们或许会决定,不想让工作成为生活的中心,而是希望围绕生活来安排工作,而不是反过来。我们中的太多人,尤其是在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其道而行之。
今天这场讨论的目的,是探讨每周工作四天是否真的可行。如果可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该如何实现?因为我在达沃斯遇到一些人,他们认为我们每周甚至不该只工作六天。所以我想,我们还有一些观念需要改变。先从社会企业家Hilary Cottam谈起。Hilary,能否请你介绍一下历史,带我们了解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我们应该走向何方?
Hilary Cottam: 好的。首先,这个问题问的是“必需还是奢侈?”我认为,出于环境、人类福祉与发展,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这绝对是必需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问到了历史。我们总以为时间是不变的,但看看工作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一直在变化。
过去我们的生活依循祈祷时间——有些社会至今如此。后来我们转向农耕时间。西方许多地方的学校课表仍然沿袭那种过时的农耕时间,这确实造成了问题。之后我们进入工业时间,正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转变相当复杂。比如说,西欧,也许还有美国,为什么城镇广场上会有大型钟表?因为工业时代的领导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让人们准时上班;按照钟表安排工作在当时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把钟表内化了。
不过,工业时间刚开始时,人们曾认为会出现激进的试验。最有意思的案例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家乐氏。当时,家乐氏是最大的工厂之一,生产早餐谷物食品;公司让员工从八小时班次改为六小时班次,薪酬完全不变。结果,人们纷纷前往家乐氏——记者、胡佛政府的官员、社会科学家都去了,还有一些关于当时情况的精彩家庭调查——因为大家都认为工业化会减少工作时间。当然,你知道,凯恩斯曾写道,他的孙辈每天只需工作15小时。
有意思的是,在家乐氏,生产率大幅提高,事故减少,公司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家庭调查人员走访时,人们说自己“拥有了更多生活”。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可以腾出时间照顾他人,有时间制作东西,还能创造自己的文化、组建自己的运动队。各种事情都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试验最终没有延续下来。它为什么没能延续很有意思,不过我们大概没时间细谈。
不过,要知道,甚至在疫情之前,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指出,工作正在危害我们的生命。过去两年,我一直在后工业化地区与工人举办研讨会。他们要求的并不是每周工作四天,而是重新思考线性的人生,让工作少一些。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必需的,但还不够,因为每周工作四天这种方案,恕我直言,是一种男性视角的解决方案:它基本没有考虑照护。我们都知道,照顾孩子或父母,或者只是和朋友相处,不会只发生在四天之内,而是贯穿每天。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思考工作与照护、学习之间的时间界限——重新思考线性人生,当然不只是把工作和学习划分成不同阶段——也许还需要一些新的界限,让我们有时间玩乐、休憩等等。因此,每周工作四天是必需的,是一个起点,但我认为这并不能展现全貌。
Adam Grant: 我想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观点。我想把问题问得更明确一点:你认为我们应该每周工作多少天?总共多少天?你主张每周工作两天,还是一天?你认为理想的工作量是多少?
Hilary Cottam: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我认为一个起点是把七天里的工作量控制在相当于四天的水平。我们不是要增加工作时长,而是要有更多时间去生活。我认为我们应该谈谈气候议题,因为有充分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少工作,就不必频繁出行,也不会做那么多资源密集型的消费选择,因为我们不再那么缺少时间。我们都知道,富裕人群的碳排放更多,因此这样我们就不会消耗那么多碳资源。
不过,我也不确定。人们希望工作的时长各不相同。我们需要做的是设定一个最低标准。有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可能想多做一些。但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相当辛苦。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起点开始思考。
Adam Grant: 很好。第一轮提问我会依次进行,然后再调整顺序。Jonas Prising,你经营着万宝盛华集团。你们一直在试行多种方案,即使无法缩短工作周,也至少为人们提供更多灵活安排的机会。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Jonas Prising: 是的,Adam,你说得对。像今天这样的讨论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扮演一位开明、具有前瞻性的领导者。不过,既然这是闭门会议,我们不妨坦白说:你们也知道,我是被所有同事推着走到这一步的,过程可谓百般不情愿。带头的是我们的人力与文化主管Michelle,她一直在推动实施“按我的方式工作”战略,回应员工的愿望:希望有更多时间过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过程。一开始我觉得这不太寻常,但现在我认为,我们看得出来,员工想要的是更多掌控权和更多选择。
不过我得说,每周工作四天的讨论,我把它视为人们一项愿望的体现。这种愿望在疫情期间表达得非常清楚,也会成为疫情留下的长期影响之一:劳动者普遍希望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选择。我们认为这是疫情留下的长期影响之一。
不过,一旦谈到知识工作者,我们讨论职场变革——每周工作四天或灵活工作——就要记得,许多职业早已采用压缩工时安排,例如护士、航空机组人员、医生和卡车司机。他们按照不同的固定排班完成所要求的工作量,并非实行传统的每周五天、每周40小时工作制。我还想补充一点:居家办公让人们能够远程工作、灵活安排,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60%的劳动力没有享受这种工作方式的条件。实际上,疫情期间他们的工作时间反而大幅增加,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作为必要工作人员维持经济运转。
一方面,我很高兴大家展开这场讨论。我完全支持。万宝盛华集团有一项很好的计划,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未来我们就会这样经营:给人们不同的选择,并相信他们能够作出判断。不过,这不一定是个人选择,因为在公司工作是一项团队运动,因此团队必须决定如何最好地协作、何时在一起、何时不在一起,以及为了什么目的。为了开Zoom会议而去办公室毫无意义,但你可能希望有时间进行协作。同时,我认为这种宝贵的福利必须公平地惠及不同类别的劳动者,而不能只惠及知识工作者或能够居家办公的人,也要覆盖生产线上的员工、卡车司机、仓库员工和制造业员工。否则,劳动力就会分化,这项宝贵福利的分配也会不公平。而所有劳动者真正想要的,正是这种福利。
Adam Grant: 我想强调你刚才说的一点。过去几年,我们围绕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进行了很多讨论。但如果看看数据,今年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员工最希望获得的工作灵活性,并不是选择在哪里工作,而是选择何时工作以及工作多少时间。比起居家或随处办公,人们更希望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Anne-Marie Slaughter,你曾在新美国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国务院任职,担任过许多政策职务。你能否从宏观角度帮我们看看这个问题?作为心理学家,我很容易从微观角度说,与其让人们心不在焉地工作八小时,不如让他们专注工作六小时,这样我能得到更好的成果。但这会如何改变社会?如果我们改为每周工作四天,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Anne-Marie Slaughter: 首先,我认为工作时间可以是32小时,并根据需要灵活分配。实际上,我认为已经有很多试验。我知道有些地方安排每周两个八小时工作日,再加上几个四小时工作日;当然,也可以安排五天、每天六小时,或者每周休息一天。先把这些方案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再说更广泛的问题,这也延续了Jonas的观点:不同类别的劳动者有着非常不同的需求。我刚开始撰写有关灵活工作的文章时,听到很多最低工资劳动者的情况。他们没有固定工时,采用即时排班,排班软件有时会导致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工作时间。从社会角度看,我首先想说的是:对于知识工作者,这样做没问题;但对许多其他劳动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他们需要的是可预见性——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能安排托儿服务,也需要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足够的工时维持生计。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让现有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而且程度会非常、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要从这一点出发。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都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工时,挣到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
除此之外,我认为这里蕴含着一场关于自主权的变革,这对社会有益。我以学者为例。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我每周最多必须在课堂上待五小时。每小时课程都需要大量准备,但准备时间由我自己安排。我还必须参加教师会议,也有办公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八小时。如何安排工作以完成这些任务,由我自己决定。我还必须做研究,同样由我自行安排。大多数学者都非常努力,但我们的工作时间由自己安排。如果你需要去陪孩子,或者只是想每天早上锻炼,无论是什么原因,都由你决定。重点更多放在任务上,而不是时间上。在我看来,这才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也是一场管理变革。按照员工是否到岗来管理,远比按照工作表现来管理容易得多。你待了12小时,待了14小时;你把外套挂在椅背上,我看到你的灯亮着。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完成了工作。
所以,围绕任务思考意味着我们必须确定优先事项:哪些事情必须完成?我的收件箱里有一半,甚至可能三分之二,都应该直接删掉,对吧?那不是有成效的工作,只会制造忙碌的假象。但生产力并非如此——真正的生产力,是我决定哪些事情确实重要,并把这些事情发出去,或者完成那些耗时更长的工作。因此我认为,这对整个社会都会更好。再次强调,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思考。我认为,这能让我们有时间成为完整的人类。Hilary和我曾写过很多关于我们所谓“完整的人”(sapiens integra)的内容。有一种“经济人”(homo-economicus)的观念,把人想象成永远理性、受一系列效用驱动的存在。完整的人则还会关怀他人、建立联结,也有其他美好的需要。我认为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而且我也认为,人们的自主权会提高:告诉他们“现在需要完成这些事情,你们自己想办法安排好”。
Adam Grant: 这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位院长,他抱怨我参加的教师会议不够多,说我得多露露脸。于是我就跟他开了FaceTime。我还真想知道,如何从物理学角度解释把电子邮件烧掉,不过那是另一天要聊的话题。
Anne-Marie Slaughter: 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还挺美好的,就像邮件自己销毁了,仿佛《碟中谍》里的场景。
Adam Grant: 这确实很能体现你对生活中这些干扰的愤怒。Ohood Al Roumi,作为部长,你们启动了每周工作四天的一项大胆试验。能否介绍一下?我记得是四天半?
Ohood Bint Khalfan Al Roumi: 有些人选择四天半,有些选择四天。不过在开始之前,Adam,请允许我说说每周工作四天这个概念。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它,因为我之前在本国政府担任幸福事务国务部长。我看到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地开展了许多试验。但我认为,过去两年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Jonas所说,这可能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之一。人们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居家办公,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随后,当他们开始回到所在机构或到机构报到时,出现了紧张关系。人们更要求灵活性、关注福祉、讨论心理健康,也更关心远程办公和现场办公之间的张力。
我看到,世界各地在私营部门推行这类安排的情况比政府部门更多。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政府通常行动较慢,制度也比较僵化。
我认为,在阿联酋,我们正在打造未来政府。我们始终勇于突破界限,不怕尝试新事物。我们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实行每周工作四天的国家。员工可以灵活选择远程办公,或自行安排工作时间。这一决定基于四个原因。第一,提升福祉。第二,增强家庭纽带和社区关系,因为无论男女,人们都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也能有更多时间参加休闲活动。第三,经济方面的原因:人们的周末更长,就能增加消费,从而惠及本地产业,也有助于更好地与全球市场接轨。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促使我们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我可以谈谈其中几项对落实计划确实很有帮助的因素。第一,阿联酋对福祉的讨论已经比较深入。我们从2016年开始制定国家福祉战略,早于疫情;我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战略的主要支柱之一是职场福祉,我们为此制定了工具和指南。
第二,正如Anne-Marie提到的,我们关注结果,而不是打卡上下班——生产力是我们工作的核心。我们有衡量机构和个人绩效的制度。
第三,我们拥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使我们能够不受工作时间或工作日限制,全天候提供服务。这对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世界各地一些早期试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服务交付受到影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第四,我们的制度具备灵活性,能够迅速行动,也得到了领导层的支持。之后我也许可以和大家分享这项安排实施后收集的一些早期数据,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经验。
Adam Grant: 我们很想现在就听听这些数据,特别是因为达沃斯现场还有其他政府代表可以从你的经验中受益。
Ohood Bint Khalfan Al Roumi: 谢谢你,Adam。我们于2022年1月开始实施。我们做了充分规划,因为政府机构对变化很敏感。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大量协调,确保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都做好准备。我们收集到的一些早期数据确实令人鼓舞:70%的员工表示,他们工作效率更高,能够在一周内更好地安排优先事项和管理时间。缺勤率下降了55%,这一点非常好。71%的员工表示,他们陪伴家人的时间增加了。
我还想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谈谈人们如何适应变化。这对一些正在考虑实施类似安排的组织或许也有帮助。第一个长周末之后,我周一早上去办公室,满心期待地问同事们周末过得怎么样。结果我很惊讶,有些人不知所措,有些人则很生气。
“我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什么?”
“我们不知道多出来的时间该怎么安排。”
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突然多出来的时间。现在他们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另有95%的学生表示,在较长的周末期间,他们参加了更多课外活动,以发展自己的才能或爱好。结果令人鼓舞,但我们仍在持续监督落实情况,确保达成目标,并能在推进过程中调整政策。
Adam Grant: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巴西Semco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有人观察到,人们到了退休年龄时,往往已经无法从身心两方面充分享受退休生活。于是公司启动了一个“提前享受退休生活”项目,员工可以用钱买回每周的一天工作时间。原以为参加者会是五十多岁的人?结果这个项目在二三十岁的员工中最受欢迎。我认为这里面确实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我想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个很有力的论据,说明缩短工作周至四天能带来福祉、家庭、气候和经济方面的益处。我很想了解一下现场和各位嘉宾的看法。先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请举起手指,表示你们目前每周工作几天。先请讨论嘉宾来回答。现场的各位也请举手,表示你们目前每周工作几天。
Anne-Marie Slaughter: [举起六根手指]我真是个伪君子,不过,好吧。
Adam Grant: [举起六根手指] 好。我看到不少人选了六天和七天。两只手就是提示。那往后理想情况下,你们希望每周工作几天?你们想要的天数?对,当然可以灵活安排。你们可以这样[摆动手指]。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台上的嘉宾还是现场观众,大多数人都工作很多,也希望少工作一些——即使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朝着那样的世界前进,有哪些障碍?我们该如何克服阻力?我来抛砖引玉。谁有想法?接下来该怎么做?必要的话,我会点名提问。不过我知道大家都有想法。
Hilary Cottam: 我刚想说,Ohood说得很有意思:我们确实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有人开始织毛衣、烘焙,我们开始以不同方式利用闲暇时间。不过我还想回到你们两位都提到的一点。我最近读到一份分析,认为凯恩斯其实说对了:纵观一生,我们确实只工作相当于每周15小时。只不过,正如你所说,我们把这些时间都留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见过最有意思的试验之一是在苏格兰,当地政府——政府能够推动这些实践,这一点很有意思——要求人们从事一些非常辛苦的工作,比如挖墓工或垃圾收集员。在政府部门,年轻时才能申请这些工作;年纪稍长后,做稍微轻松些的工作;到了职业生涯后期,则成为社区工作者或看门人。我认为,这样也能分散工作负担,非常有意思。
Adam Grant: 如果工作和家庭生活不会在人生的同一时期同时达到高峰,那就太好了。
Hilary Cottam: 没错。但我们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吗?我是说,至少在达沃斯的我们都是——当然不一定是所有人。
Jonas Prising: 不过,幸福和愉悦的来源,不正是能够以新的、不同的方式工作,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生活的工作方式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对有些人来说,多出一天正式的休息日——每周只工作四天而不是五天——可能会带来大量闲暇时间,让他们做其他事情,他们会因此很开心。另一些人可能会说,优先事项就是送孩子去坐校车、再去接他们;如果我能调整工作安排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会很满意,也愿意周六工作,把之前没时间做的事补上。
我最近看到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如你们所知,美国人的假期不多,但有些公司把无限假期作为新员工福利之一,期待员工会很高兴。你们知道在珍视大量工作的组织里提供无限假期,结果会怎样吗?人们休的假反而更少,因为这种文化环境并不把休假视为值得鼓励的行为,也不会因此给予认可。所以我认为,选择本身才带来好处和愉悦。至少从我的角度看,我喜欢在有能力、对不同话题感兴趣时工作……不过工作可以随时发生在不同时间,我也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Adam Grant: 我有同感。我应该说明一下,我每周会工作一部分第六天,因为那时没人工作;我希望其他人都改成每周工作四天,这样第五天就会是这种情况。
Anne-Marie Slaughter: 我想说,在New America,你有六周带薪休假,所有假期都包括在内,而且最多只能结转两周。如果你没有休满四周,就等于把钱留在桌上——离职时也不能把它折现。这正体现了我的信念:从根本上说——我八月休假时的自动回复就是这么写的——我可以用十一个月完成十二个月的工作,但无法用十二个月完成十二个月的工作。给我一个月假期,而且是真正放假:我会阅读,做那些平时从没时间做的事。但我不处理邮件,也不做那些日常事务。这会让你恢复精力。我的意思是,你确实需要这些时间来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创造力,以及满足所有类似需求。
所以我确实认为,即使在美国,我们也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点。但这个问题也归结到我们重视人们如何安排时间。十年前我在《大西洋月刊》写文章时指出,如果办公室里有个男人凌晨4点起床训练马拉松,然后来办公室正常工作,大家会说:“哇,看看这自律,真了不起。”人们会非常钦佩。而做同样事情的女性——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女性,她们凌晨4点起床,确保午餐都打包好、东西都收拾妥当、孩子准备就绪,然后才来上班——如果她们把时间花在照护上,得到的评价反而更低。其他爱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究竟重视什么?
美国真的认为,一个人工作有多拼命,就是衡量其道德价值的标准。事实上,我认为照顾家人——当然,工作也支撑着家庭,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你花在情感照护上的时间,至少同样能体现道德价值,甚至更能体现。
因此,如果我们要考虑休假,就不能一边休假,一边又认为只有某些事情,或偷偷在周末加班,才真正定义了一个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我们也应该敬佩全面发展的人、有许多爱好的人,或真正把时间花在社区服务或照顾家人上的人。
Adam Grant: 哇。努力工作并不会让你成为好人。你们在达沃斯听到了。
Anne-Marie Slaughter: 我工作很努力,也希望别人努力工作,但这不意味着要时时刻刻工作。绝非如此。
Adam Grant: 好,我看看时间。我想确保留出充足时间回答观众的问题。我们先从这位举手的观众开始。我提醒大家,提问句末要有问号。
观众: 谢谢大家。我是Heba Aly,负责一家报道全球冲突和灾难的新闻机构,所以我们非常忙,我也工作很多。我很赞赏大家的这些思考,但我想,你们可以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四小时或四天。可如果周围的一切仍然以同样的速度运转,那是不可能的——你做不到。所以需要整个社会都慢下来,而这比告诉员工每周可以工作四天要难得多。你们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Ohood Bint Khalfan Al Roumi: 阿联酋把每周四天工作制落实到了政府部门,但没有强制私营部门实行。有意思的是,50%的私营企业跟进了这项决定,甚至一些在阿联酋设有办公室的跨国公司也采纳了这种做法,并在其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推行。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当协同努力,让人们更容易适应,不论他们有在上学的孩子,还是在私营部门或公共部门工作。这也是阿联酋的一条经验。
Adam Grant: 我想知道,如果反过来会不会奏效——如果一批私营公司先开始行动,政府会跟进吗?我看到那边有不少人举手,请。
观众: 非常感谢。我是John Neill,Unipart Group董事长。我想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灵活工作的好处,也都享受过这种安排,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如果你问人们愿不愿意少工作一些,回答“愿意”并不难。但也许我应该问你们另一个问题:你们在西方经济体工作,而这些经济体负债累累。多数西方经济体都是如此,英国和美国肯定是。如果换个问法:你每周可以少工作四小时,但教育经费会减少,医疗保健经费会减少,很抱歉,你们不能在气候变化上花钱;或者你每周多工作四小时,我们或许就有机会解决气候变化和其他问题。那你们的回答会不会不同?我想知道各位嘉宾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Anne-Marie Slaughter: 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你的意思?你假设人们会拿更少的工资?
观众[John Neill]: 不是,工资不变。
Anne-Marie Slaughter: 和现在一样多?
观众[John Neill]: 没错。
Anne-Marie Slaughter: 那么税收收入也会一样多?
观众[John Neill]: 不会,税收会增加,因为总体而言,GDP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工作的小时数——当然这是一种过度简化。所以人们工作时间越长,GDP就越高,税收收入也越多,因此政府就有更多资金为民众提供福利。这个观点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少工作、工作安排更灵活挺好,但这会带来经济成本。如果你只是问人们愿不愿意少工作,他们会说:“当然愿意。”但他们愿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还有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求你们多工作一些时间,以换取这些福利,你们会怎么回答?我真正想听听各位嘉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知道,在一个大家都喜欢少工作、喜欢更灵活工作的场合,这个问题有些反直觉。
Adam Grant: 我认为我们的嘉宾们并不接受这个问题的前提。
Jonas Prising: 我想你所谈的是提升生产力的动力。我认为,这整个讨论的前提正如Anne-Marie所说:用十一个月、十个月或其他时长完成十二个月的工作。因为同样地,回想一百年前,我们每周工作70至80小时;后来生产力迅速提高,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新技术,产出也随之增加。所以我们通过增长创造了繁荣,但不是靠增加工作时间;实际上,我们把工作时间几乎缩短了一半。想想从农业社会转型——Hilary,你谈过农业社会的转型,以及之后进入工业时代——我们的财富创造能力翻了一倍,甚至多次翻倍。我认为这场讨论的前提是,借助技术和不同的工作方式,我们能够创造繁荣,但不是靠增加工作时间,而是通过提升生产力,改变我们与创新和技术互动的方式。
我认为这就是基本前提,因为所有人都认同,生产力不能下降。生产力必须持续增长。
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能多快启用那些曾经觉得不可能的事物——远程办公和相关技术。并不是所有公司突然在一周内都买了Zoom。我们早就有这些技术,只是很少使用,使用得也不好,日子照旧过着。然后有一天,我们突然无法去办公室。同样的技术忽然成了救命稻草,挽救了所有企业,让我们得以用新的方式继续运营。因此,一旦有压力推动转变,变化可以非常巨大,也可以非常迅速。
Hilary Cottam: 我能补充一点吗?确实如此,所有试验都表明,在合理范围内,工作时间越短,生产力越高。所以我想,我们确实不接受你问题的前提。但另一点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这种过度工作代价有多高。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工作正在夺走我们的生命:如果工作太多,社会就要应对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还要应对各种慢性病危机,因为我们不外出走动,所以会受到各种慢性病困扰。尤其是政府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应对过度工作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过度工作的那类人没有出现在这个会场里,因为我们都是知识工作者、领导者等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大问题。
另外,Anne-Marie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等问题。影响孩子成长的最大差异之一是:有没有人有时间辅导他们做作业?我接触的家庭都是双亲工作的家庭,在我从事的这类工作中,他们的工时真的非常非常长,因此没有时间辅导孩子。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平等标志,并会延续到下一代。我们必须思考,这种情况能否代代持续。
Adam Grant: 前排有位观众要提问。趁麦克风还在传过来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世界经济论坛确实制定了一套关于什么是优质工作的框架。大家看一下,我想特别指出其中几点:显然包括包容性;灵活性非常重要;框架还谈到健康与福祉也是雇主的责任之一。过去几年里,这一点受到了广泛关注。我估计,倦怠带来的代价——包括心血管疾病、抑郁、焦虑,以及各种其他心理和生理状况——远远超过我们额外投入的那些工作时间所带来的益处。
观众: 谢谢。我是Mina Al-Oraibi,《国家报》的主编。这是一家全天候运营的媒体机构。这个想法很好,但我们必须有人轮班。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可以让人们每周工作四天、缩短工时,但我们必须找到技能同样娴熟的人,因为工作必须有人轮班接替。如今我们正在真正努力寻找人才,而且一些国家的就业率达到100%。在劳动力紧缺、又处于后疫情时代各种期待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找到这些人?第二,不工作意味着不看邮件。对于大多数无法像领导那样把工作向下授权的人来说,这可能吗?你能不能彻底脱离工作?查看邮件、关注工作和动态,仍然算工作吗?我认为,甚至“工作”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理解。不过我确实很关注人才问题,因为想想医生: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来做一些风险极高的手术。如果他们开始休更多假,会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
Adam Grant: 谁来回答?
Hilary Cottam: 我有很多想说的,但感觉我已经谈了不少。不过,显然,不同行业的情况各异——我想反驳你关于医生的说法。在英国的医疗服务体系里,我们的专业人员不够,因为人手就像水倒进漏水的桶里一样不断流失:工作条件压力太大、工时太长,大家都在离开,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培训出足够的人,也无法从其他国家挖来足够的人手来维持医疗系统运转。
我认为,有意思的是,在技术革命中,劳动者会获得重大收益,但这些变化必须与技术相适应。上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收益就是周末。如果当时告诉人们,他们将有带薪周末,大家也会说:“等一下,生产线一周要运转七天——怎么可能让员工休两天还照样付薪?这绝不可能发生。”可它还是实现了,后来还被取消了。数字技术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具有异步性。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衔接工作,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想象这件事。
如今,我主持研讨会时,人们会先想到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是律师、设计客户或记者,就会说:“等一下,这个人总是希望见到同一个人。”所以问题有一部分在于行业规范。某些职业可能确实如此。这也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非线性人生的原因:Mina,你可能做十年这份工作,之后可能就得考虑做别的事情,因为长期以这种方式保持出色表现根本无法持续。
我还想说另一点:这不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社会必须让人们有时间休息和重新培训,这不是在奖励个人。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改变规范。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你们的工作很有意思:你们在政府层面推动这件事,告诉人们不必非得这样工作,同时提出新的规范。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Adam Grant: 我再补充一点:我也在想,我们是否需要新的轮班工作模式,因为在座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最近投资了一家名为A-Team的初创公司,它试图重新构想我们的工作生活安排。他们借鉴了自由职业经济的做法:如果你是软件工程师或设计师,就可以和最想合作的人组队,一起做项目。项目发布后,你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租给出价最高的人,或用于最有价值的目标,而不是为一家企业工作。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种做法应用到更多类型的工作中?这正是Uber司机的工作方式。你没有固定班次,只有待完成的任务,然后有一群随时可以接单的人。如果我们所有工作都这样安排呢?我想我们就不会有固定职位了,但会有项目,而且围绕项目会有很大的灵活性。
Anne-Marie Slaughter: 我还想进一步提出工作分担。有一次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时,有两位年轻母亲,孩子都还小,她们很乐意分担同一份工作,让岗位始终有人在岗。毕竟那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做。”她们愿意拿一半工资,也不需要那么多钱,而且还有各种假期。你可以创造性地想出各种办法,来覆盖必须有人负责的工作。至于邮件,我刚才在找手机,想看看Kindle上有没有这本书,不过我刚买了一本关于没有邮件的世界的书。邮件正在毁掉我们,对吧?我们根本不需要时时刻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需要时时刻刻回应。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话题,也是一项我们将要推进的独立改革。
Adam Grant: 我稍后会发邮件跟你讨论这件事。[笑声]现场还有其他问题吗?请这位。
观众: 谢谢。嗨,我是Henry,常驻马尼拉,在那里经营一家教育公司,不过我有一半法国血统。我们确实实行过每周35小时工作制。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个试验的看法,以及对政府立法的看法。当时法国的理论是,如果等人们自己想出办法,等公司自行立规,就会花太长时间。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制度强加给所有人。显然引发了很多反弹,但最终还是推行了。我很想知道你们对立法总体上,以及法国这个例子的看法。
Jonas Prising: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那位提出问题的先生所说的变化并非由生产力提升推动,而是出于社会希望减少工作时间的愿望。其理论是,如果把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降到35小时,就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当时法国8%的失业率也会下降,因为会有更多工作岗位。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结果是,所有人仍然工作完全相同的小时数,因为你在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人都有八周假期。所以劳动力市场里没有更多人就业,也没有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但坦率地说,在法国,人们很难协调彼此重叠的工作时间表。我们有很多一线员工,一个办公室里有三四个人。大家需要大量协调谁休假、谁不休假,才能既不违反35小时工作规则,又能让每个人享受法律规定的休假。因此,就其初衷而言,这项政策被认为彻底失败了,确实如此。
Adam Grant: 哇,那你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件事成功?你能帮我们把法国的问题解决了吗?[笑声]。
乌胡德·宾特·哈勒凡·鲁米: 我认为,每周工作四天是我们正在见证的职场重大根本性变革的一部分。这一变化不可避免,节奏迅速,而且持续不断。我认为,政府可以发挥作用,成为榜样并推动职场变革,因为我认为,疫情及其造成的冲击给了我们一个绝佳机会,让我们重新构想相关法规,重新设计一百年前创立的工作方式,并建立更加灵活敏捷的体系。
在阿联酋,我们要求政府部门实行每周工作四天。我们没有要求私营部门照办,但私营部门看到政府带头后,也选择在私营部门推行这一制度,而且不仅是在阿联酋,也在世界各地。我认为,政府可以发挥作用,展示……各个机构需要数据,需要数字。因此,我们需要开展大量评估并公布数据,以说服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的领导者适应新常态。我认为,回头路已经没有了,只能继续向前。许多机构都会采用每周工作四天的制度。
亚当·格兰特: 正好引出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剩一分钟。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回答,怎样才能让更多人支持每周工作四天。能否请各位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如果要给在场各位一条建议,帮助我们让工作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稍微小一些,您会建议什么?我先说一句:在实际尝试之前,不要轻易否定;先试点,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乔纳斯·普里辛: 在劳动力供给受限的劳动力市场,选择权在劳动者手中。他们会加入能够提供灵活性和选择权的组织。“按自己的方式工作”,确实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有点学术化,因为我认为这将成为现实——世界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劳动者希望如此。我们已经证明,这样做行得通,而且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安妮-玛丽·斯劳特: 我想对那些为此担忧的管理者说几句,因为我发现担心这件事的更多是管理者,而不是劳动者。按任务来管理,并明确目标——这是我需要完成的工作,这是我要求完成的时间,这是我要求的质量。然后看看效果如何。
希拉里·科特姆: 我是社会企业家,我发现反对意见往往来自小企业。人们常常认为大企业做得到,小企业做不到。我聘用员工时使用了一个名为Timewise UK的机构。Timewise 的女性求职者基本上都希望获得可预期的灵活工作安排。我从那里招聘后,马上就有了一支出色的员工队伍,大家都认同这种常态,因此不会出现一个人接送孩子,其他人便开始迁就的情况。其他年轻员工可能没有孩子,但他们肯定也想见朋友。所以这不能只取决于你有没有孩子。这就能立即开始改变常态。不要把它当成某一个人的事;按照这种方式招聘,营造相应的文化,这样任何地方都能做到。
乌胡德·宾特·哈勒凡·鲁米: 让我们聚焦目标。我们想要实现什么?我认为,是福祉和灵活性。每周工作四天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其他工具实现。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可以达成目标。对政府而言,我认为向公众提供服务是不可妥协的底线。我们不能危及服务交付。因此,只要能向民众提供服务,并且服务到位,我们就可以采用任何解决方案。
亚当·格兰特: 关于理想的工作量,我们听到了各种看法,但我认为我们都认同一点:我们希望能够选择工作多少,而最终评估人们的标准应是他们作出的贡献,而不是投入的时间。谢谢各位。
我们为什么每周工作五天?每周工作四天,我们的工作效率能否不减,身心也更健康、更快乐?来自政府、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在2022年达沃斯论坛上就此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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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亚当·格兰特,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索尔·P·斯坦伯格管理学与心理学教授
乌胡德·宾特·哈勒凡·鲁米,阿联酋政府政府发展与未来国务部长
乔纳斯·普里辛,万宝盛华集团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希拉里·科特姆,“第五次社会革命中心”社会企业家
安妮-玛丽·斯劳特,新美国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