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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蒙克,世界经济论坛: 大家好,欢迎来到曼哈顿。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阿德里安·蒙克。本场会议是应对虚假信息,属于我们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感谢各位参加。
我很高兴地介绍,今天的讨论嘉宾阵容出色,他们都和我一起在演播室里。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也在现场。她曾负责联合国难民署的全部传播工作,是一位卓越的传播人士和播客主持人。我还通过连线邀请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高级副总裁蕾切尔·斯莫尔金,她负责该网络的数字内容。还有应对虚假信息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布朗大学教授克莱尔·沃德尔。克莱尔还为许多组织提供建议,指导它们如何应对虚假信息。
在受污染的信息环境中辨明方向
作为本场讨论的开场,梅丽莎,我想先请教你。2019年你接手联合国传播工作时,我想你的议程上应该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联合国处理的许多重大全球议题。我猜,你当时大概没把应对全球虚假信息列入要处理的事项。它是如何成为你使命的一部分的?
梅丽莎·弗莱明,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 是的,你说得对。当时它作为一种现象,确实已经在暗中逐渐显现,但新冠疫情让它真正爆发了。
不过,我认为,我们对这种现象及其问题的认识也随之大幅提升。因为社交媒体平台早已占据主导地位,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已经大量传播,让我们更难实现自己的目标——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具包容性、更和平和谐的世界。
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传播危机之中。
——梅丽莎·弗莱明,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
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传播危机之中,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疫情,我们要求世界各地的公众去做一些让他们非常不自在的事情,而且我们当时对疫情所知甚少。我们知道,传播科学知识并不容易。回顾疫苗宣传或各种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会发现这一点,因为科学并非非黑即白,其中有很多细微差别。在这次疫情中,病毒还在不断变化。
公共卫生机构、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WHO)过去通常会发布新闻稿,或以PDF形式发布枯燥的文件。与此同时,情绪激烈的内容正在传播,人们表达着自己的恐惧。一些活跃的反疫苗人士和其他人也趁人们深陷恐惧之际散布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而部分领导人和政府也助长了这一势头。
所以,当时的信息纷杂混乱,世界卫生组织将其称为“信息疫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户,试图搜索信息,就会被弄得一头雾水,因为信息实在太多了。有些信息有用,有些不怎么样,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糟糕。
因此,我们开始研究这一现象。我知道克莱尔·沃德尔也非常关注此事,并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或许她可以先谈谈,然后我们再聊聊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我们如何调整方向、加强行动,以应对这一问题。
阿德里安·蒙克: 是的,我很想多听一些。但克莱尔,你研究虚假信息的时间可能比学术界和传播领域几乎任何人都长。请谈谈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媒体上有很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也有专门探讨媒体领域的节目提到它。但普通民众真的应该对此感到担忧吗?还是说问题规模尚小,可以加以控制,我们应该理性看待?
克莱尔·沃德尔: 人们确实应该对此感到担忧。我常说,我们无法把一切重新装回盒子里。归根结底,我们的信息环境总会以不同方式受到污染。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受污染的信息环境中辨明方向。就像环境污染一样,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赚钱,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在污染环境;有些人则是为了获取政治利益。
虚假信息是指人们故意编造不实信息以造成伤害。这样做的人相对较少,但他们相当擅长,因为他们会不断学习、调整和演变。
更大的问题在于,许多公民,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影响。正如梅丽莎所说,疫情时期之所以格外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恐惧,我们的生活全被打乱了。人类在害怕、恐惧或感到不确定时,批判性思维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彼此分享信息时,往往是出于好意,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可能是错误或误导性的,并会造成伤害。
因此,本场讨论的主题是“应对虚假信息”,但我们真正需要警惕并采取不同措施的,是各种形式的受污染信息。比如,为阻止俄罗斯行为者故意破坏国家稳定,我们需要采取相应行动;而要防止鲍勃叔叔在感恩节聚餐时分享误导性信息,则需要另一套应对方式。我们必须学习和了解这些不同情况,才能设法减轻受污染信息造成的伤害。
阿德里安·蒙克: 谢谢你。我想请蕾切尔也谈谈。蕾切尔,你在CNN负责的事务范围很广。CNN既要努力理解世界、查明事实,也身处一场围绕谁掌握叙事权展开的政治斗争之中。你们如今还要面对克莱尔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把编造虚假信息当作职业,为的是让你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你和同事如何审视这个虚假信息环境?你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还是仍在学习如何应对、如何在其中找到出路?
当人们无法就一套事实和一个共同叙事达成一致时,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事实就是事实。在媒体工作,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指出这些事实,不管围绕它们的政治化程度如何。
蕾切尔·斯莫尔金,CNN数字全球新闻高级副总裁
蕾切尔·斯莫尔金,蕾切尔·斯莫尔金,CNN数字全球新闻高级副总裁: 克莱尔将问题框定为“受污染的信息”,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因为在应对这种环境时,蓄意散布的错误信息,与其他错误、误导性或危险的信息交织在一起,而这些信息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并不重要。
我们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应对这一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涉及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选举被窃的说法,以及“制止窃选”运动中的虚假说法。我们一直努力向受众提供事实,因为民主的力量源于我们的制度以及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当人们无法就一套事实和一个共同叙事达成一致时,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事实就是事实。在媒体工作,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指出这些事实,不管围绕它们的政治化程度如何。
另一个挑战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它不只发生在政治领域。疫情期间,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疫苗相关问题上,我们看到大量关于新冠疫苗安全性的虚假说法和错误信息,可能会吓退人们。这会带来切实的健康后果,对于接触这些受污染信息的人来说可能相当危险,无论这些信息属于虚假信息还是错误信息。
如今,堕胎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对于被告知网络信息的人来说,这个领域也可能非常危险,因为这些信息在事实上并不正确,在科学上也站不住脚。俄乌战争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之后中国等政府也转而传播这些信息。我们确实在许多不同领域都看到了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如何最好地向受众传递事实,如何追究相关行为者的责任,指出错误之处,同时避免我们自己进一步传播这些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谨慎把握这种平衡。
阿德里安·蒙克:。我想再请教梅丽莎。你刚才谈到了你们如何开始应对这个问题。你们制定了哪些工具和办法,来开始净化或清理这个信息领域?
梅丽莎·弗莱明: 虚假信息传播到哪里,我们就要把信息传到哪里。克莱尔谈到了数据缺口。我们需要找到人们正在搜索信息的地方,并抢先抵达那里,但不能靠枯燥的50页文件,而要制作形式引人入胜、适合数字传播和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并提供不同语言版本。
我们调动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国家办事处,围绕健康指导以及疫苗的功效和安全性等基本信息制作内容。这些基本信息本身没有太大变化,但我们要以恰当的方式呈现,让内容切合当地情况,能在数字空间传播,同时使用人们看得懂的语言,并符合他们熟悉的语境。
因此,我们从当地团队那里获得了许多指导,了解当地的热门话题。日内瓦或纽约发出的核心信息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另一项非常关键的策略是邀请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他们非常愿意帮忙,拥有大量粉丝,也热衷于传递有助于其社群的信息。相比联合国纽约总部告诉他们什么,这些人士更受信任。
最后,我们还启动了另一个值得信赖的传播者项目,名为Team Halo。我们培训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一些医生,让他们在TikTok上发布内容。TikTok也与我们合作。这些起初几乎没有粉丝的科学家获得了认证标记,开始带社群成员走进自己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回答他们的问题,与他们互动。项目大获成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全国媒体经常邀请的顾问。
我们分层部署了各种理念和策略。
不过最后一点,克莱尔也提到了:人们自身需要具备抵御能力。我认为,社交媒体发展得太快,各年龄段的人都很缺乏这方面的准备,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人们会密切关注外界信息、不断搜索,想要帮忙、想要分享,却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识别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也没有学会如何避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都还没提到:我们确实认为平台负有重大责任,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远远超过它们目前的做法。它们确实采取了一些行动,提供了广告额度,也下架了不少内容。但这种现象仍在其平台上迅速蔓延,至今依然如此。我这里谈的只是新冠疫情。蕾切尔也谈到了冲突。乌克兰战争就是一例。我们看到仇恨言论让战争更加惨烈,甚至助长冲突。这些现象一直存在,只是如今它们的传播能力远比数字时代以前强大得多。
阿德里安·蒙克: 这很有意思。对于不了解我们为何陷入这种局面的人来说,或许我们需要退一步看看。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通信兴起时,情况并不像印刷机刚问世时那样。当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要应对人们出版各种诽谤性小报的局面,诽谤法和其他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也由此应运而生。
当时,人们基本上获得了一项豁免:平台上出现的任何内容——“平台”这个词后来才出现——不算出版物,平台无需为内容负责。这一直是这些平台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但CNN的情况并非如此,对吧,蕾切尔?如果你们发布一条新闻报道,不可能转过头对全世界说:“不好意思,别起诉我们——这与CNN的编辑流程毫无关系,只是不巧刊登了某人的意见。”
克莱尔,你能否带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程?蕾切尔,也请你介绍一些你们在专业上如何管理信息、执行核查的具体做法。我认为,让人们了解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新闻报道有一套真实的流程,而我们的现状也有其成因和结构。克莱尔,请你先谈谈。
社交媒体平台:出版商还是传输管道?
我们看到,这项技术也让各种奇妙的事情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平衡互联网糟糕的一面和令人欣喜的一面。
——克莱尔,布朗大学教授
克莱尔·沃德尔:我想说,我们拥有这样的设备(智能手机)也不过是最近的事。我想iPhone是在2007年问世的,但我们当中没有人接受过速成培训。我们没有考过使用手机的驾照,大家只是对此兴奋不已。但归根结底,我现在拥有的能力和蕾切尔一样。我现在就能创作内容;如果内容很出色,传播范围可能比CNN还大——当然,那得非常出色。但没人教过我们要如何承担与这种能力相应的责任。我们没有把这称作出版,而是说发帖、分享状态更新。我们没有告诉人们,你有能力分享信息,而如果信息是假的,就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阿德里安,你指出的是互联网带来的根本变化,以及一种观点:互联网平台只是通信管道,因此无需承担责任。我们很难理解马克·扎克伯格为什么不承担责任,而且他理应承担。但这件事很难处理,因为互联网缺乏把关机制,也让各种声音得以发出、蓬勃发展,也让一些运动得以形成。在有把关机制的时代,我们未必能听到这些声音。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正如你提到的印刷机一样,是同等规模的革命。作为一个个社会,我们正努力度过这一调整期:当人人都可以发声时,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遵循怎样的规范,才能做到既让人人都可以发声,又不造成伤害,等等?
现在有人呼吁修改所谓的第230条,让平台为此承担责任。但我担心,如果我们对此作出过于冲动的反应,哪些言论会因此受到压制?哪些声音会因此无法被听见?面对如此庞大的言论规模,我们该如何进行管理?
我不是说平台不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它们绝对需要。但我们看到,这项技术也让各种奇妙的事情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平衡互联网糟糕的一面和令人欣喜的一面。公平地说,这就是人性。我们现在正努力度过这一时期。
所以你看,我们还要就这些问题谈多少次?事情很难、很复杂,也有很多细微差别。我认为,我们努力平衡的是言论和沟通中的人性因素,与互联网中的iPhone、电脑等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现在感觉这么难,正是因为没有简单的解决路径,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阿德里安·蒙克: 蕾切尔,克莱尔刚才说,每个人都有一部可以直接发帖的手机。但作为CNN的记者,你不能随便上Twitter发表意见,也不能分享自己不确定是否正确的内容。你们实际上有相应流程,有编辑审核流程,以确保播出和数字渠道发布的内容经过核查、研究,且是你们愿意负责的。与平台不同,你们负有义务,确保发布的报道和内容都经过严格的核实程序,对吗?
蕾切尔·斯莫尔金: 是的,完全正确。核查有许多层级,首先要核实信息本身。工作从记者开始,但组织内部还有许多审核环节,进行核实和复查。没错,我们从一个人那里听到了这个说法,但我们是否联系了另一个消息来源、另一个人,来获得更详细的了解,或者确认我们掌握的信息是否有误?我们核实过了吗?我们是否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观点审视过这件事?我们设有多层编辑审核。我们的领导也都是各领域的专家,他们会仔细审视信息,并将其与我们做过的其他报道联系起来。组织内部还有专人负责审查我们的标准,并确认报道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因此,CNN内部有许多层级的人员会审视这些内容,努力确保报道准确,原因正如你所说:一旦发布,我们就知道自己拥有强大的传播平台,也有责任向受众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如果出现错误,我认为流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准确告知受众我们错在哪里,并透明地更正错误。我们会努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确实发生了,清楚地向受众说明情况,也是问责的重要一环。
克莱尔说得很对,互联网有很多面。讨论一开始,我们谈到新冠疫情期间,人们非常焦虑,想要找到表达和宣泄的出口。这也很重要,因为它能让这些声音被听见,让人们彼此联系起来。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使用平台、分享信息,同时确保凡是涉及人们健康、安全,以及他们对政府基本制度的理解和信任的信息,都准确无误。
言论自由与媒体的核查制衡
阿德里安·蒙克: 谢谢你,蕾切尔。克莱尔、梅丽莎,我想再请教二位。克莱尔,你谈到了互联网的美好之处,也谈到互联网让许多声音得以被听见。但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信息和新闻史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不是吗?我们需要进行核查。不能在拥挤的房间里大喊失火;发布可能损害他人健康、福祉、声誉的信息时,必须确保经过必要的流程。然而,在当前局势下,这些经验教训似乎完全被搁置一旁,我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现在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其中某些经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这些问题,仿佛新闻史、报纸史、电视史和广播史都不存在,仿佛互联网截然不同、全新未有。可你们描述的问题由来已久:人们分享编造的内容,甚至更糟,有人故意捏造内容来诋毁他人,并让这些内容传播开来。
Claire Wardle: 我想说,Adrian,你知道,我们俩都是英国人,都曾生活在一个小报业糟糕透顶的国家。我的意思是,有些新闻机构非常出色,也有一些在散布虚假信息;有些政客非常优秀,也有一些政客确实在大力散布虚假信息。所以,没错,平台绝对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忽视整个信息生态系统。
Rachel 刚才非常出色地解释了所有的审核与制衡机制。很多人根本不了解新闻编辑部里的这些审核与制衡。他们以为 Rachel 想到什么就直接发布什么。她不过是在 CNN 工作罢了,是自由派精英的传声筒。不对。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人们对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解释 Rachel 刚才所说的道理:Rachel 在 CNN 发布的内容,与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根据个人经历以及阅读一篇科学期刊论文后决定发布的内容,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我的朋友没有上过研究方法课,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我们都身处这个空间。我们都有发布信息的能力。因此,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根结底是教育:教人们理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辨别信息,并对各种形式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无论信息来自 Facebook 还是新闻机构。你所信赖的新闻机构,是否进行了你所期待的那种核查,让你相信自己读到或接触到的是可信信息?这就是问题所在,牵涉的因素太多了。我用污染来形容,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污染。因此,我们得谨慎些,不能说“哦,新闻就是答案”。遗憾的是,全球各地都有各种例子表明,新闻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Melissa Fleming: 不过我想说,公众利益媒体正面临危机,尤其是在一些国家。我的意思是,这里也有这种情况,看看地方新闻和地方报纸的衰落就知道了。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那种能够发挥审核与制衡作用的媒体几乎面临绝迹的威胁。
于是,Facebook 就成了互联网,附属的、不受问责的门户网站或某种假新闻机构便应运而生,填补这道空缺。我确实同意 Claire 的看法:我们拥有一个受到污染的信息生态系统,其中有许多组成部分和参与者。但我也认为,公众利益媒体的衰落以及数字替代媒体的兴起带来了危险。
我们见过最恶劣的情况。例如在缅甸。我认为这是最常被引用的案例:正如 Claire 展示的那样,所有人都拿到了手机,随后手机上都装上了 Facebook。这就是他们进入这个令人惊叹的新世界的方式,却没有接受任何如何辨别信息的教育。接着,一个政府决定将罗兴亚人这一整个人群非人化,达到为杀戮和驱逐 70 万人开脱的程度。而 Facebook 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内容审核,也几乎没有意识到平台上正在发生这一切。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生态系统。我同意 Claire 的看法,情况非常复杂。我认为需要逐个国家审视,并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开展教育,扶持能够提供事实准确、质量良好的报道的媒体,让人们拥有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
平台也需要在情况十分脆弱的国家更积极地发挥其内容审核能力。我最近刚访问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们看到那里否认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颂扬战犯的言论激增。当地人说,情况已经到了他们担心会再次陷入战争的地步。这是由在网上传播、几乎不受控制的言论推动的。总之,对于我们看到的各种现象,我可以说个没完。
最后,最近对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人认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是他们维护和平时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Claire 说得对,在某些地方,这些信息也可能通过广播传播。因此,问题不只存在于社交媒体平台上。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更稳定、和平、和谐、团结的世界,信息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Adrian Monck: 这很有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听听你们三位的看法。
第一,虚假信息的专业化。我们在 2010 年代看到了这一趋势:先是俄罗斯否认参与击落一架载有数百名来自荷兰和亚洲的乘客的客机;随后是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使用或未使用问题。一直到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疑似受国家支持的行为者参与其中,甚至出现了像俄罗斯今日频道这样的前台电视台,传播阴谋论和其他信息,并起到放大作用。
我想谈谈这一点。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平台总部设在美国,也起源于美国。它们诞生于一个言论不受限制的战场,而这种不受限制的战场并非处处存在。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原因,而且有些原因相当充分。例如在德国,关于第三帝国、大屠杀等内容,有相应的言论规则和法规。在英国,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重大问题后,有防范种族主义言论和仇恨言论的措施。
因此,人们说什么以及如何表达,都受到限制。我想知道你们三位怎么看:(a)我们能否从其中一些措施中吸取教训?还是说美国的做法才是绝对、最纯粹的典范,应该在各地照搬?另外,如果面对专业化的虚假信息,该如何应对?
我想讨论这两件事。不过也许先从美国背景谈起,因为 Claire,你有两方面的经历。你在英国长大,却在美国工作。你怎么看那种不受限制、想在哪里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
Claire Wardle: 我得说,《第一修正案 》有许多非常、非常特别之处。但我确实觉得,它阻碍了人们对言论进行细致讨论。人们有一种想法:言论就是观点的市场,更多言论就是好言论。但事实是,算法并不中立。所以,并不是每一条言论都得到同等对待。有些类型的言论往往更煽情,也往往来自某些特定的人,因此能获得更多传播空间。
所以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希望我们能更多讨论言论造成的伤害。有人会说:“错误信息是合法言论。我们知道恐怖主义内容、儿童性虐待影像该怎么办,那些是非法言论。但 Claire,你举的许多例子都是合法言论。”我总是说:好吧,它可能合法,但如果会造成伤害,我们难道不能就此展开讨论吗?
我认为 Adrian,你举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言论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我担心的是,我们没有从长期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纽约时报》有一部很棒的纪录片,回溯并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克格勃间谍的影像。其中一人说:“这就像水滴落在岩石上。一滴水不会造成伤害,但水滴不断落下,就会把岩石击碎成成千上万块;我们想对美国做的就是这件事。”这话是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说的,你可以说,40 年后的今天,他们确实开始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 Adrian,关于你提到的这一点,我担心人们会说:“哦,《第一修正案》……这会造成什么伤害?”那么,长期来看,这种低强度的阴谋论、仇恨、厌女内容——即便没有违反平台准则——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只希望我们能更细致地讨论言论,因为我担心“更多言论就是好言论”这种想法并不成立。如果你和有色人种或女性交谈,他们在互联网上的经历可能与你的非常不同,Adrian。所以,所有言论一律平等的想法并不符合事实。我希望我们能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并谈谈不同类型言论的长期影响。
Adrian Monck: Rachel,CNN 是一家全球新闻机构,在许多不同市场开展业务,面对各种监管方式。对于《第一修正案》在全球言论环境中的首要地位,你怎么看?
Rachel Smolkin: 你知道,我们确实在全球开展业务。这意味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准则或规则。尤其在选举相关问题上,各地的处理方式差异很大。
我想再回到 Claire 的观点:在我看来,这里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某人能不能说某句话,即使那是难听、冒犯性的评论。我的意思是,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可以说;但我认为问题更多在于如何处理。这就让我们回到平台,从算法的讨论到平台允许发布什么内容。没错,某人可以站出来发表一番言论,但这不意味着该言论就需要在平台上分享,平台会制定相应准则。
就在昨天有一项研究,我们在 CNN 报道了这项研究。这是 NewsGuard 对 TikTok 的一项研究,发现用户搜索新闻事件的基本信息时,近 20% 的视频搜索结果包含错误信息,涉及从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俄乌战争到关于堕胎的错误信息等各类内容。
因此,问题在于平台正在充当信息提供者,而年轻受众前来寻找信息,却可能没有能力辨别,也缺乏足够的媒介素养,无法分辨哪些信息正确、哪些不正确。这就是研究发现的情况。
所以在我看来,讨论确实必须聚焦于此,而不是过多纠结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是要看我们如何处理信息、发布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得到推广,什么内容登上热门?这样一来,当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搜索信息时,他们会看到什么?
Adrian Monck: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Melissa,我的意思是,某种程度上,Rachel 刚才谈到用户与平台互动的速度,甚至快过平台自身的处理或理解能力。
回想这些平台刚出现时,人们对全球社群充满希望,以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分享家人和朋友的美好照片,却没人讨论可能出现的阴暗面。TikTok 是一个新平台,以舞蹈视频、对唱视频之类的内容闻名。但它同样很容易受到你们刚才所说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影响。那么,当这些平台突然冒出来并迅速发展时,有些怀着恶意、意图不良甚至受到国家支持的用户也随之涌入,发布这类有害内容,我们该如何平衡?我们该如何处理?你们在联合国又如何应对?
Melissa Fleming: Claire 和 Rachel 谈到的这些现象,我都赞同。我记不清确切数字了,但从 TikTok 而不是其他渠道获取新闻的年轻人数量惊人。因此,TikTok 知道这一点后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甚至更重。如果平台上传播着这么多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显然他们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处理,也需要开展教育。
但我确实认为,我们这些新闻机构和机构本身,也一直肩负着向世界通报世界现状、引导公众的责任。
例如,在联合国,我从社交媒体同事那里得知,我们被归为“公民机构”这一类别,这让我很惊讶。这意味着我们一开始就被降低了排名,起点就在下面,而“阴谋论者乔”却能从这里起步。
Facebook 试图通过给我们广告额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回到和“任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相同的位置。但这是一次算法调整,平台刻意将个人置于机构之上。那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因此处于劣势。
不过,我们也必须更善于在这些空间中传播信息。我认为,管理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人也需要在沟通中更具人情味,因为这类表达在社交媒体渠道上效果更好。
因此,一方面要开展教育,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优质内容的传播度。例如,我们与 Google 合作,如果你搜索气候变化,搜索结果顶部就会出现各种联合国资源。我们开始这项合作,是因为我们震惊地发现,在 Google 上搜索气候变化时,最顶部竟然出现了极其失真的信息。
所以我们正在变得更主动。科学由我们掌握,我们认为世界应该了解它,平台本身也这么认为。但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积极参与。
重建信任,重新思考媒体
Adrian Monck: 这场讨论非常有意思。最后,我想请你们每一位谈谈:有些观众可能会说:“等一下,你们都是专家、机构人士、主流媒体。你们知道,我做研究就是为了绕开你们,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兑现承诺。你们有自己的议程。你们属于这些我没有投票选出、没有选择、没有挑选的机构。我无法参与 CNN 的编辑方针,也没法挑选布朗大学的教师、投票选联合国领导层或世界经济论坛的领导层。”
你们如何接触这样的人并对他们说:“听着,你或许应该更仔细地核查自己看到的内容,也可以再想一想”?
还是说这场讨论已经失去了一些人,有些人就此离开了?Claire,你做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比任何人都久。你觉得情况如何?
Claire Wardle: 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只是对人们说“相信我们”了。因为如果你看看虚假信息生态系统,它实际上非常强调参与。人们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觉得自己有能动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见。
我们共同生活的信息生态系统依然相当自上而下。比如 CNN 可能会告诉我,晚上 11 点收看,或者阅读这个链接。又或者,正如你所说,Melissa 可能会发布一份 PDF,并以为我就会读它、相信它。我们这边需要明白,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倾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新闻编辑部和教师队伍更能代表众多觉得自己不被看见、不被代表的人?
但同样,我们不可能很快摆脱这种局面。所以我们只能启动一个过程,问问自己如何重建信任。我们必须让人们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员。眼下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但另一边让他们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
Adrian Monck: Rachel,你怎么看?我的意思是,你觉得我们需要重建信任吗?需要重建社区,重新联系我们所服务的人群吗?CNN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Rachel Smolkin: 两者都需要。信任是靠赢得的。每天从事我们的工作,是一项重大的责任,也是一份荣幸。我们对此非常清醒,努力做到准确,努力服务受众,思考他们需要什么信息、正在寻找什么信息,并确保以不同形式提供这些信息;引入不同声音,关注不同社群,并思考如何触及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群。
人们消费新闻的方式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是否在思考如何通过新方式、在新地方触及人们?在他们的社群中,是否有某些人的声音被我们忽略了,而我们可以更好地将其纳入报道?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在新闻编辑部讨论的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这些讨论至关重要。
Adrian Monck: Melissa,在过去三年里,你可能一直处于这场工作的第一线,经历的情况大概是从未预料到的。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些人,让他们陷入阴谋论圈子,听信散布虚假信息的人了吗?还是说我们有办法把他们带回来?
人们渴望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不搞阴谋论,不充满仇恨,也不制造分裂,而是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Melissa Fleming,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副秘书长
Melissa Fleming: 我认为有些人彻底掉进了兔子洞,但他们希望终有一天能找到出路。不过,我确实认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处于中间地带。
有证据表明,人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也从新闻环境中感受到太多悲观和绝望,即使是负责任的新闻环境也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我们也有机会,我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渠道上看到了这一点。联合国有数百万关注者,我们发布了许多信息,内容积极、充满希望,也让人们有能动性。这些信息让人们有机会参与,采取气候行动,支持各项倡议。他们也正在参与其中。
所以我认为,人们渴望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不搞阴谋论,不充满仇恨,也不制造分裂,而是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有很多积极的力量可以汇聚。我认为我们只需要把人们聚在一起,提供这样的动力和背景,并结合今天讨论的所有其他工具。
Adrian Monck: 非常感谢。对于各位观众,我希望这场讨论没有让你们感到太多“悲观绝望”。我谨代表自己,感谢 Claire Wardle、Rachel 和 Melissa,也感谢各位参加本场讨论。
本播客收录了 2022 年可持续发展影响会议期间一场议程对话的音频,讨论公众、监管机构和社交媒体公司如何合作提升网络安全。
参与者:
Adrian Monck,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总经理(主持人)
梅丽莎·弗莱明,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副秘书长
蕾切尔·斯莫尔金,CNN全球数字新闻高级副总裁
克莱尔·沃德尔,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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