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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Keene:欢迎各位参加这场备受期待的讨论。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我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里,像今天这样精彩的讨论会,真的只有四五场;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John,谢谢你组织起这样一群聪明、风格多元、观点各异的嘉宾。
我就不一一作冗长介绍了。我曾争取举办一场三小时的峰会,但没能如愿。这不是TED演讲,对吧?我们可以讲得比那稍微久一点。不过,今天的嘉宾阵容十分出色,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Jim,你刚从北极回来。差不多就是这样吧。Gita因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务而备受关注。Mazzucato简直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她带来了自己的书,这本《使命经济》也很棒。Matt Damon刚刚签约,将于2024年出演这本书改编的电影。
不过说正经的,我会在讨论中提到一些内容,帮助大家加深对增长的理解。我认为,今天离开会场时,大家应该带着尽快弄清增长之谜的愿望。几年前,一位名叫Solo的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创造了现代经济学的词汇体系。有人称Stan Fisher为经济学的北极星,Olivier Blanchard前几天也这么说过。但还有一位叫Chad Jones的学者,我记不清他是在伯克利还是斯坦福——他每十年就在两校之间换一次——或许在增长问题上比我更高明。你会发现,这近乎一种宗教体验。数学能让你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巨大的谜团。James如今正在企业界探索这个谜团。Mariana Mazzucato则用经济史不断敲打我们,提醒我们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Gita Gopinath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履职期间,则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
Gopinath博士,我先从增长问题谈起。我们正身处一系列危机之中,其中包括战争。这些危机带来了巨大挑战,你们的春季会议也不例外。能否请你谈谈目前增长的走势,展望一下2022年,而不只是给出某个时点的预测?增长的走势是在上升,还是在减弱?
Gita Gopinath:Tom,首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这场讨论。
乌克兰战争严重阻碍了全球复苏。我们在4月大幅下调了全球增长预测。全球仍面临阻力,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包括燃料和食品价格,导致生活成本危机蔓延。
各国央行正努力应对这一局面。通胀率居高不下,促使利率大幅上调,而央行确实需要这么做。但这会对全球金融和贸易产生影响。中国也在放缓,因为新一波疫情正在冲击当地民众,并导致相应的封控措施。房地产行业也较为疲弱。因此,多重冲击同时席卷全球,我们尚未脱离险境。但我还想指出,这一切发生之际,全球复苏呈现出明显分化。根据我们的预测,发达经济体到2024年基本能够恢复到没有疫情时的水平。也就是说,产出几乎没有损失。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将比没有疫情时低约5%。这种差距如今又叠加了粮食危机。生活成本上涨加大了大规模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确实令人担忧。
Tom Keene:技术的应用,以及在体系内推动技术发展的能力,对复苏是否至关重要?拥有者掌握了技术,而没有者则缺乏技术。
Gita Gopinath: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获取方面一直存在差距。数字基础设施的获取也存在差距,而它在疫情期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数字基础设施,远程办公和远程学习就无从谈起。此外,缺乏融资渠道,以及无法提供所需财政支持的能力不足,也是重大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解决疫情需要让各地都能获得疫苗和检测,但世界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至今仍未做到。这项工作仍未完成,必须继续推进。
Tom Keene:《纽约时报》今天早上报道,纽约市大约三分之一的租户承受着沉重的租金负担,也就是说,他们把超过50%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这个数据来自纽约市市长亚当斯。本周,我听爱尔兰前总理谈到,如今都柏林也有同样的情况。Mariana,在这些危机之下,我们的增长支离破碎,也与您研究的劳动力模式相互交织。我不认为劳动力模式会纳入那些增长代数方程,对吗?
Mariana Mazzucato:你刚才提到的事实来自《金融时报》。
我认为,这只是我们所经历的增长模式诸多症状之一。对吧?增长可以有不同类型。我们可以拆解GDP,尽管我们知道它并非完美指标,但仍可借此考察经济增长是由投资带动,还是由消费带动。
许多国家的增长由私人债务支撑,并由消费带动。我们总是过度关注公共债务,而私人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回升至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想想看,是什么导致了金融危机?你会以为大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它被掩盖了,甚至在竞选纲领中也无人提及该如何防止泡沫再次破裂、如何增强韧性。
我们常说“韧性”。比如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却没有把这个概念用于确保人们的收入增长。实际工资在过去30年里一直没有增长。即使在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期间,我们也曾向小企业提供贷款,向个人提供购房援助计划。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西方国家。但你未必希望通过继续累积更多债务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由投资带动的增长,并将投资引向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问题——数字鸿沟、污染、薄弱的卫生系统。你刚才谈到了疫苗。疫苗分配不平等并非某种不可避免的力量造成的。
在创新体系的治理上,我们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决定。使命不是研发疫苗,而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接种疫苗。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将这种状况称为“疫苗种族隔离”。情况不必如此。我们为什么继续允许专利和知识产权被用作攫取价值的工具?专利范围应该更窄、保护力度应该更弱,而且与现在相比,应该更多集中在产业链下游。我们放任专利制度,让少数公司攫取本应来自集体投资的价值。
Tom Keene:你认为哪些机构能够协调应对,满足这些社会需求?正如布雷默博士所说,各国都只顾自己。你认为哪个机构能够开始引领我们走向更有成效的创新?
Mariana Mazzucato:我们确实需要多边机构。我认为,政府和各国都需要认真重新思考自身的作用。政府不应只是修补各种市场失灵,因为那样总会做得太少、太迟。要积极共同创造、共同塑造我们的经济,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工具。以创新为例,我们的iPhone之所以智能而不愚笨,靠的是许多由政府资助的技术,包括互联网、GPS、触摸屏和Siri。但后来我们没能妥善治理这一体系,确保它真正造福民众。正如Zuboff所说,如今你以为自己在免费搜索Google,其实Google在免费搜索你。这应当被视为事后制定的监管。我们可以在事前就考虑这些问题,通过附加条件来治理共同投资,并引导其发展方向。
Tom Keene:《巴黎协定》也许是企业发出的强烈呼声:要么我们采取行动,要么从微观层面着手,因为宏观机构行不通。你曾在SAP、以及西门子和马士基的企业架构中,尝试通过激励措施寻找解决方案,推动行动起步。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启动新一轮增长?
Jim Snabe:我确实相信,虽然达沃斯当前所处的时代充满不确定性,但本十年的目标依然不变。我们需要让所参与的所有价值链实现脱碳。
因此,尽管短期内存在不确定性,只要我们牢记这一目标,就不必那么迷茫。要实现目标,需要做些什么?首先,我同意政策制定者确实要为企业经营创造框架。说到脱碳,政策制定者手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就是为二氧化碳设定全球统一价格。这样就能激励所有企业采取正确行动。
好消息是,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实现所有这些价值链脱碳所需的技术已经具备。我认为所有价值链都能脱碳,而且我尝试过其中一个难度很大的领域,之后可以再谈。现有技术的成本正逐渐降至一个水平,使脱碳成为有利可图的业务。
因此,对于增长机遇,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大幅加快对所有关键基础设施脱碳的投资,包括能源系统、粮食系统、交通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我们可以让这些系统更经济实惠,并实现脱碳。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增长机遇。我坚信,那些通过创新、为员工重新培训并参与全球合作来引领这一进程的企业,将在我们走出这一阶段时成为赢家。
Tom Keene:我们该怎么做?前几天我查看了澳大利亚北部的纽卡斯尔煤炭价格。这根本不是标准差分析,而是煤价直线上涨的惊人幅度,而我们正身处这场危机之中,各国都只顾自己。面对这些危机,我们如何走出来?价格又怎样才能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增长?
Jim Hagemann Snabe:煤炭和石油价格上涨,是重新思考供应链的良好激励。如果你提供煤炭或石油,情况就不同;但如果你是消费者,突然之间,重新思考供应链就成了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Tom Keene:你认为这里会发生剧变吗?企业最终会受到激励而采取行动吗?
Jim Hagemann Snabe:我认为,已经到了大型企业投入其中的阶段,因为它们看得出这会让自己更具竞争力。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以为脱碳是一种慈善行为,好像有些人喜欢绿色,有些人不喜欢绿色。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机遇。以马士基为例。马士基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2018年,我们决定让航运业实现脱碳,达成零碳航运。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实现。仅仅三年后,我们如今已经完全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订购了首批12艘船,将采用Power-to-X技术,也就是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绿色燃料。我预测,在未来10到15年里,随着企业纷纷踏上这条道路,绿色燃料的需求将大幅超过供应。以我的行业经验来看,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绝佳的商业机遇。需求高于供应,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巨大的机会。
Tom Keene:这非常重要。不过,这些都是富裕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些激励措施和更多投资,包括边际投资,带给那些不具备大型企业或其他公司优势的国家?
Gita Gopinath:首先,我想说,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收入水平如何,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世界一些地区,例如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重点是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减缓气候变化。但世界各地,包括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印度,都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但我还想说,除了气候领域,这些国家还需要进行许多其他投资,比如卫生和教育。
我想指出,疫情对教育造成了严重影响。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里,16亿儿童失去了上学时间。这一代人到本世纪中叶以后,将占劳动力的约40%。我们可以尽情投资实体基础设施,但如果没有能够使用这些设施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就无法实现所需的增长。因此,这也是需要大量投资的领域。
Tom Keene:这里的主题是去全球化。看起来各方都在分裂,甚至分崩离析。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如何激励各方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能在不走向去全球化的框架内行动?
Gita Gopinath:首先,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各国都从我们所经历的融合中受益。的确,各国社区中有一些群体受到这种融合的负面影响。
但如果从整个国家来看生活成本,以及出口行业从业者的工资远高于主要服务国内市场行业从业者这一点,全球融合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在过去30年里,我们帮助十多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因此,全球融合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果。
当然,这套模式并不完美。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改进模式和体系。我们需要增强供应链韧性,保障供应来源安全;同时也要通过国内政策,帮助那些被落下的人。因此,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如果要增强应对全球各类冲击的韧性,就需要进一步实现多元化。而进一步多元化实际上需要更多全球贸易,而不是更少。
Gita Gopinath,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
但我想指出两点。人们没有意识到,虽然全球融合程度很高,但企业从国外采购的投入品中,约85%来自其他国内企业。如果要增强应对全球各类冲击的韧性,就需要进一步实现多元化。而进一步多元化实际上需要更多全球贸易,而不是更少。这一点非常重要。
Tom Keene:我想起这些年来常谈到的一件事:许多孩子如今长大了,当年他们对我说,“别说了,读读这本书。”那是Fareed Zakaria的精彩作品。如果他们今天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会递给他们一本《万物的价值》。在头六七章里,Mazzucato教授梳理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是对这条道路最清晰的描述,时间甚至远早于亚当·斯密。Mariana,你在那本书之后又写了《希望经济学》。对于我们实现增长的希望是什么?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背景截然不同的人谈论眼前的问题。如今我们需要怎样的希望,才能推动增长重新起步?
Mariana Mazzucato:我写另一本书,正是为了延续《希望经济学》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探讨自己究竟想做什么。这种讨论往往发生在城市层面,也可以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展开: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追求包容且可持续的增长,想要怎样的增长?这对投资路径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讨论都可能像Greta Thunberg所说的那样沦为“空谈”,除非我们认真行动起来。认真对待希望,就意味着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挑战——共17项目标,之下还有169个具体指标——转化为明确的使命和登月式目标。
目前,清除海洋中的塑料,就是一项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的具体登月式目标。让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实现碳中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3的一种具体方式。还有数字鸿沟。正如Gita所说,封控期间,全球许多学生无法行使接受教育这一人权。我们可以采取具体行动来应对这些问题,但光是来到达沃斯并不能解决问题。尽管我们都很喜欢来到这里,谈论目标和利益相关方价值,但关键不在于此。
关键是,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日益重要的第三部门,如何围绕目标开展具体合作。有意思的是,回顾登月计划,它的设计确实非常出色。采购负责人Ernest Brackett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成本加成合同改为附带挑战目标的固定价格合同。这样,创新和质量提升还能获得额外激励。这是一种以挑战为导向的采购方式。我们通常不会在常规采购政策中这样做。瑞典如今采用这种方式,例如,它设定了“无化石燃料的福利国家”这一高层次挑战,继而落实到学校午餐等非常具体的事项上,要求午餐健康、美味且可持续。明确这一目标后,学校午餐采购就能通过再平常不过的一顿午餐来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仅是宏大的气候战略或碳价问题。还有一点是,他们也非常重视合同。他们在ESSA合同中设置了禁止超额利润条款。换句话说,我们要共同推进这项工作,不能把它变成一场赌博游戏。
Tom Keene:我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想让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我父亲直接参与了哈勃太空望远镜项目。当时合同质量引发了激烈争论,我在餐桌上亲耳听过。进步派如何用美国的表达方式替代你们的说法?自由派和进步派如何说服心存疑虑的保守派接受其中一些观点?我看不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至少根据我的经历,我去美国谈另一本书《创业型国家》时发现,这个论点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有吸引力,因为停止把钱浪费在不起作用的政策上这一想法也很重要。你们都谈到了激励措施,但有时围绕激励措施制定的政策只会增加利润,而不会带来投资。我在自己所研究的经济学、创新和政策领域见过这种情况,研发税收抵免就有很多例子。如果设计不当,这些政策本意是激励创新,结果却只是增加公司的利润,并没有真正帮助它们把赚来的利润重新投资于经济。事实上,许多公司,比如制药行业的公司,都已经高度金融化。过去十年,财富500强公司仅用于股票回购的资金就达到了4万亿美元。这是投资方面的问题,也是再投资方面的问题。回头看看那些军工复合体式的机构,确实很有意思;如今,它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更多地服务于社会问题。你们肯定知道贝尔实验室,它是AT&T内部一家非常重要的私营研发实验室。它诞生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当时政府更有信心地要求AT&T,为了保住垄断地位,必须把利润重新投入经济和创新领域,尤其是电信领域的重大创新。我对此类条件要求越来越感兴趣,因为“条件要求”这个词,尤其是想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条件时,并不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好事。但要真正实现更好地重建,就应该要求每一项拨款、贷款和救助计划都以共同努力实现某个目标为条件,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干预。
汤姆·基恩: 吉姆,这一点至关重要。当年有贝尔实验室、阿瑟·D.利特尔公司、兰德公司——兰德或许是其中最关键的。这些都是智库。商业技术与政府技术之间也有联系。这种联系如今破裂到什么程度了?
吉姆·哈格曼·斯纳贝: 首先,我认为技术是我们需要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汤姆·基恩:我相信罗伯特·索洛也同意你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否一致认为,增长源自技术进步?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是的,但索洛的模型把技术视为外生因素。我们所说的是,技术是投资的内生函数。
汤姆·基恩: 吉姆,我们怎样才能重新获得外生因素,让情况变得更好?
吉姆·哈格曼·斯纳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乐观。我相信,过去20年我们看到的技术发展已经让我们能够追踪地球上的每一件实物。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能和风能,以比化石燃料更低的成本发电。我们可以重塑整个价值链。问题在于,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方法。这样一来,技术也就只能渐进式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重塑价值链的宏大愿景,然后倒推实现路径:要想做到这一点,哪些人需要聚在一起?又该如何加快进程?对我来说,关键在于必须加快行动。我们不能让当前的不确定性——乌克兰战争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散我们对加快行动这一事实的注意力。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们拥有技术,了解问题,也有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的是领导力与合作,这也是我完全赞同全球化不能逆转的原因。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想法:我们需要更多合作。还有10亿人需要加入创新进程,因为我们必须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往往能提出宏大的想法,因为他们面对的经济限制非常严苛,而这些人正是拥有宏大想法的人。因此,我很乐观,但只有具备领导力才能实现这一切:我们要有勇气放眼大局,想象更美好的未来,然后倒推实现路径,怀抱梦想并开展合作。没有人能独自做到这一点。
汤姆·基恩:我看着当前的通胀数据,横轴下方的面积称为积分。在美国,负实际工资的积分令人震惊。我的意思是,负实际工资持续了这么久,显而易见。我想从一个阴影般的视角转向你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用的棱镜,谈谈“剥削”这个危险的词。在这种不确定性下,穷人是否正在遭受剥削?富人是否只是在这些选择性的危机中努力自保?
吉塔·戈皮纳特: 首先,穷人的处境因所在地区而大不相同。过去几年我们在发达经济体看到的情况是,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支持,比如现金转移支付,使他们能够维持支出。所以事实上,如果看美国实际工资上涨的情况,收入最低的十分位群体实际工资增幅最大;而其他较高收入十分位群体的实际工资则出现了下降。但另一方面,在新兴经济体,政府无法像发达经济体那样大规模应对,情况就格外艰难。我们知道,2021年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增加了7500万。所以,情况会因你所在的地区而异。我听过有人担心,工资上涨会成为问题,因为这可能推高通胀。必须明确一点:价格上涨。什么是通胀?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工资上涨,但这只意味着企业利润减少,价格保持不变。我们应该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可能突然进入一个工资上涨的环境,但这不一定会演变成严重的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
汤姆·基恩: 我想谈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它们对客户,也就是基本上对发达世界,负有重大责任。我认为,它们的客户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也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趋于保守。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些机构及其客户冒险,敢于尝试吉姆所说的那些做法?怎样才能让这些机构的成员国,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国,纵身一跃,进入马祖卡托所说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促使他们这么做?你在笑,但事情并没有发生。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首先,吉塔刚才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能再说一遍吗?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劳动收入在全球收入中的占比很低,利润占比很高。这并非什么自然现象,而是我们所作决策的结果。我刚刚在L7发表了一场演讲——你知道,有G7,而L7是全球各地的工会组织。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我个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所采用的企业治理形式过度金融化造成的。如果利润没有重新投入生产,而是用于股票回购,工人就无法从中受益。回到你刚才引导我谈到的一些经济史:戴维·李嘉图于1821年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有一章第31章名为“论机器”,他当时已经在探讨今天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工人工资与就业的影响。他当时探讨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他已经预见到了问题:大量技术变革是否会让劳动被取代?但此后200年里,技术所带来的利润——尽管技术会取代劳动——一直被重新投入生产。因此,正如熊彼特所说,我们确实经历了创造性破坏:出现了新工作、新行业,也需要新技能。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停止了,当时人们开始认为,经营公司的最佳方式就是让股东价值最大化。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在这里谈气候等所有这些重要问题时都不能讨论它,如果我们不审视现有的实地结构——我认为政府结构也很糟糕——那就不行。问题不只在企业,还需要讨论公共和私营部门有哪些新型治理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真正互利共生,而不是寄生。在我的祖国意大利,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存在寄生关系:补贴和担保流向私营部门,却没有任何关于转型、结构性变革或投资的条件要求。
汤姆·基恩:马里奥·德拉吉对意大利有好处吗?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肯定有。肯定比以前的几任好,因为他面临的处境非常困难,和许多国家一样,当你面对联合政府时,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他确实带来了稳定,而在意大利,稳定是一件大好事。
汤姆·基恩: 我想用六分钟谈谈一个主题,它始于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我们会请大家分享一些看法,并接受现场提问。希望各位向这些出色的嘉宾提问时简短一些,这样我们就能有效利用最后15分钟。2月24日,我猜电话里肯定是一片尖叫声。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戴维·兰多。他研究资本流动,也思考各国如何应对;乌克兰战争爆发给他带来了冲击。他坚信,乌克兰战争及我们目前所见的局势变化之后,将会出现大规模财政支出。我想谈谈一个不同于资本深化的概念,也就是财政深化。我们需要怎样的财政支出,或者预计会看到怎样的财政支出,才能实现我们所需的增长和可持续增长?这场战争之后会不会出现新一轮财政支出?
吉塔·戈皮纳特:我的意思是,促进增长的方子并没有改变。你提到了技术,没错,技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他非常重要的要素还包括人力资本,也就是拥有一支有生产力的劳动力队伍,而这也要求劳动力队伍保持健康。这些要素都没有改变,其中并没有什么奥秘。我认为,现在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是,经历了两年的疫情之后,各国债务都处于创纪录的高位,几乎没有财政空间来进行仍然必需的投资,而且还不断遭受新的冲击。该如何应对?比如,想想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的限制更大。首先,这些国家确实需要提高自身的财政能力。毫无疑问,它们目前无法以渐进的方式征收足够的收入。这样的状况难以为继。它们需要扩大税基,更有效地征收税收,还需要改善支出方式,把支出优先用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领域。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些国家的债务已处于高度困境状态,事实上,其中一些国家需要进行债务重组。国际金融架构存在一个漏洞:我们缺少良好的债务处置机制。G20提出的共同框架就是试图弥补国际金融架构这一缺口的一项方案。它很有希望,但尚未取得成果。因此,我认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13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这项出色的国际企业税收协议需要落实,因为这类收入也能帮助我们进行投资。
汤姆·基恩: 你如何看待总统最近的出访?我不需要你具体评论美国政治,那不合适。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遭遇惨败。之后又出现了几个缩写,现在话题转向了太平洋地区。当你在媒体上看到“印太”这个说法时,你如何看待它以及现实情况?
吉塔·戈皮纳特: 印太经济框架的积极之处在于,美国与亚太地区(包括印度)开展了接触。你知道,在贸易方面目前还没有太多具体内容,关键在于继续推动它发展。但我认为,考虑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分裂的话题层出不穷,我听到各国走到一起并开展合作——即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觉得这带来了希望。
汤姆·基恩: 吉姆,我想谈谈你是如何在高层岗位上亲历这一切的。在欧洲西门子和马士基任职期间,你总共管理过多少名员工?
吉姆·哈格曼·斯纳贝: 西门子有30万人。马士基在全球有10万人。我认为,两家公司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应对了局势。
汤姆·基恩: 在你保持乐观的同时,你对欧洲能否保持乐观?欧洲将需要新的财政支出,包括国防支出。
吉姆·哈格曼·斯纳贝: 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复苏资金,其中明确划拨了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用途,这是好事。这是在建设未来,而不是试图复建过去。从企业角度看俄罗斯局势时,我看到许多公司选择撤出俄罗斯,有些公司甚至采取了超出制裁要求的行动。这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多数公司的俄罗斯业务收入大约只占总收入的1%。所以这不是灾难。你可以应对,也能够处理,而它们确实正在这么做。现在,如果进一步设想:如果对象换成中国会怎样?那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依赖程度也完全不同。这表明,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制裁带来的经济后果——因为战争或贸易战而引发的后果——如果足够严重,甚至可能阻止这类战争爆发。因此,对我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在许多方面都是给所有人的警钟。希望它也能促使人们加强合作。这就是我乐见美国前往亚洲并与各方会谈、也在印度开展讨论的原因。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让印度参与,我们根本无法实现脱碳;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还需要重塑粮食体系。我对此有两方面的担忧。一是能源,由于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未来几年欧洲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二是粮食体系,影响尚未显现,但很快就会到来,而且会相当严重。因此,以通胀为例,在我看来,问题不在工资,而在三件事上:首先是供应链。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修复美国的港口问题,解决中国的疫情封控问题,这样供应链就能重新运转;还可以采用多来源,而不是单一来源。其次是能源体系,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大规模投资会降低能源成本,而不是推高成本。最后当然是粮食体系,这个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在我看来,粮食体系其实是最大的担忧,因为它对最贫穷的国家伤害最大。
汤姆·基恩: 本来还得再给我们一小时,但他们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玛丽安娜,我看这场讨论时,想到它背后的大背景——借用一个说法,就是专制主义抬头。我不点名具体国家,但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出现了不太友善的民主结果。面对如今专制主义的抬头,我们能否实现更好的增长,也就是你所描述的新增长?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专制主义既有其商业模式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你知道,如果今天在意大利举行选举,法国勒庞政党的意大利对应党派很可能会获胜。也就是说,一个极右翼、保守、排外、种族主义的政党今晚很可能在意大利胜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对我们谈到的许多问题都感到不满,许多人被抛在了后面。回到那个统计数据:劳动收入在全球收入中的占比处于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之一。这让人们开始不满。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时期,再加上生活成本危机,如果进步派缺乏领导力——这里先不谈左右之分,所谓进步派,就是我们确实希望取得进步,建设更可持续、更包容的社会——如果我们没有明确议程的领导人,其他领导人就会煽动恐惧、指责移民、指责某个国家、筑起高墙,让人觉得这样似乎更容易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重大问题。我们往往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看待人们;我想到的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但如果你看看美国这么多人的不满与幻灭,就会发现他们未必获得过现金转移支付,也没有体面的工作,无法过上不必为明天担忧的生活。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美国劳动力队伍中的不确定性却非常严重。因此,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让劳动者参与讨论,也需要重塑福利国家。我们还没有真正谈到这一点,但我们的福利国家很脆弱。疫情这场危机之所以比原本可能的情况严重得多,是因为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全球卫生体系都很脆弱。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来加强全球卫生体系,那将是一次重大失败。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邻居健康,我们才会健康——无论是街坊、市镇、国家还是全球层面,都是如此。然而,我们真的看到各方高度重视加强全球每一个卫生体系了吗?如果这场危机起源于非洲而不是中国,我们全球的处境会更糟。因此,我确实认为,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变革机遇,但我们必须把目光和显微镜对准正确的地方。
汤姆·基恩:请现场第一位提问。争取在这里安排两个问题。有人要提问吗?那位先生。
吉姆·哈格曼·斯纳贝: 谢谢。我是《金融时报》的克里斯·贾尔斯。我想请问各位嘉宾,过去一年通胀意外上升,这如何改变了你们对全球增长前景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吉塔·戈皮纳特: 是的,通胀确实上升了,其特征因国家而异。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地区,通胀主要由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上涨推动,因此更体现在总体通胀率上;而在另一些地区,通胀的其他组成部分涨幅大得多,范围也广泛得多。但我想说,过去三个月里,通胀覆盖面更广这一特征已经蔓延到全球经济,我们在更多地方都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令人意外的是,过去十年我们已经习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担心需求过低,宏观稳定政策大多围绕控制经济中的需求水平展开。然后疫情来袭。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就遭遇了重大供应冲击和全球性供应冲击。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判断系统中的供需失衡程度是一项重大挑战;这不仅涉及商品供应,也包括劳动力市场供给,因为人们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我确实认为,过去几年我们吸取的教训,以及今后需要重视的一点是,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担心供应冲击可能会更多——尤其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冲击,也包括更多病毒等因素——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认识到,动态变化的不只是需求,供给端也在动态变化。如今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迅速行动,以应对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冲击。
汤姆·基恩: 克里斯,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玛丽安娜,我想请你回答。问题很简单: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通胀阶段?我们是否需要通胀来解决一些增长难题?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嗯,我以前说过一点,这非常重要:这轮通胀的来源并不是工资上涨。对吧?因此,只是提高利率、希望人们减少支出,从他们实际面临的生活成本来看,这有点荒唐。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抵押贷款利率刚刚上升了。问题是,谁来为这些高价买单?谁来承担通胀的影响?你会看到,目前正在实施的策略截然不同,例如对能源公司的暴利征税。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分配问题。只要出现通胀,就会影响分配。而且,这同样不是注定如此的;并不存在决定结果的经济规律。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策,包括税收、利率,以及如何应对那些从这次价格飙升中大幅获益的特定行业。该怎么做?你会看到全球各地的反应大不相同。
汤姆·基恩: 我真不喜欢这种短研讨会。我还能再聊两个小时。吉姆,最后请你谈谈看法。要实现更好的结果,我们是否需要更高的通胀?对我们来说,3%的通胀运行率是否比2%更好?
吉姆·哈格曼·斯纳贝: 我认为,零通胀,也就是0%,是不好的,因为钱太便宜时,人们会把钱投到愚蠢的事情上。因此,我不太担心通胀非常高的情形,因为通胀的一些成因,比如我们面临的供应链问题,涉及的是等待在港口前的集装箱船,它们占用了运输能力。如果我们解决这些瓶颈,货物流动就会恢复,价格也会大幅下降。所以我其实很乐观。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稳健、健康的通胀率,大约为2%。然后,我们需要大幅调整投资方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更多投资,而是要把投资从化石能源世界转向脱碳世界。机遇很大。我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乐观主义者:忧心的是,我们现在谈问题多于谈解决方案;乐观的是,我们拥有所需的技术,现在也可以激发必要的协作。这是发挥领导力的时刻。谢谢。
汤姆·基恩:戈皮纳特博士。既然我们要延长时间,那都是她的错。
吉塔·戈皮纳特: 抱歉。不过,虽然我赞同玛丽安娜刚才关于需要采取何种政策的观点,但我想明确一点:我确实认为,通胀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因素,货币政策也确实需要对此作出反应。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是的,但不能以条件反射般的方式应对。对吧?我的意思是,温和通胀一直是增长的结果。二战前的200年里,我们经历了通货紧缩,直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为止。所以,关键在于什么做法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汤姆·基恩:回到古典经济学。这就是我们现在迅速转向的真正原因吗?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但是,通胀飙升——我的意思是,通胀的来源关系到你如何设计政策,而只是害怕通胀,然后立刻以条件反射般的方式提高利率,等等,这种做法……
汤姆·基恩:那么,在这场对话中,你愿意给我们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新预测吗?[笑] 不愿意?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COVID-19危机后的复苏在各国境内和国家之间都极不均衡,具体情况取决于各方获得财政资源和疫苗的程度。如今,粮食、燃料和资源危机可能进一步破坏公平复苏。
如何通过更广泛的增长基础,确保长期经济繁荣并恢复国际趋同?
这是来自一场达沃斯2022年小组讨论的完整音频,讨论嘉宾包括:汤姆·基恩,彭博电视与广播总编辑;吉姆·哈格曼·斯纳贝,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长;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吉塔·戈皮纳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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