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回18世纪末的利物浦,你会发现,发生火灾是稀松平常的事。每天运来送往的烟草、糖和棉花时刻都受到火灾的威胁,这些商品往往储存在仓促建造的仓库、棚屋和堆场中。

不过,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同时有两支不同的部队同时出现在救火现场。当然,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消防队。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赶赴现场的另一组人马是救援队,他们要做的是减轻火灾和消防活动造成的影响,主要是抢救房屋和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防队开始优先考虑防患于未然,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和破坏,因此,不再需要单独的救援队。今天,控制损失和救援成为现代消防服务最基本的职能。

回到2019年,在全球范围看到传染病的爆发也并不罕见。疾病爆发的频率一直在稳步上升。每个月,世界卫生组织都会跟踪7000个潜在疫情的新信号,进行300次随访、30次调查和10次全面风险评估。去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优先疾病”清单上的八类疾病中有六类首次暴发。

说到这里,你可能注意到——这与利物浦的消防应对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个世界仍然对哪怕是轻微的生物威胁都准备不足,但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机构正在采取有意义的措施,以提高减轻疫情风险和影响的能力。近年来相继建立了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世界银行流行病紧急融资机制,以及流行病应对创新联盟。此外,一种实验性埃博拉疫苗首次被用于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蔓延,从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与气候变化相当的经济影响

然而,尽管世界“流行病消防队”正在不断改进,但如果对“尽可能减少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破坏”不够重视,可能会影响其进展,这就好比现代消防队要在火灾现场优先抢救建筑物并保护不可替代的个人物品一样。

事实上,疾病爆发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总体来看,全球每年因中度到重度流行病而付出的代价约为57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收入的0.7%,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规模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据估计,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只有39%与受感染者的直接影响有关。相反,大部分成本是由于健康人在寻求避免感染时改变行为而招致的,这表明着有足够的机会可以降低成本。

事实上,尽管医疗和公共卫生的进步帮助我们控制了流行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我们面对传染病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时的集体脆弱性似乎正在恶化。

例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给全球经济造成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约8000人被感染,近800人死亡。同样,2015年韩国MERS疫情期间,虽然只有不到200人感染、38人死亡,但有近1.7万人被隔离,估计花费85亿美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14-2015年埃博拉疫情给三个受影响的西非国家造成的损失估计为530亿美元。

虽然预计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但这掩盖了对社区层面的实际影响。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估计对墨西哥旅游经济造成了50亿美元的损失。例如,在坎昆,H1N1流感使游轮取消停靠这个港口,22家酒店暂停营业,导致10000多名服务生、厨师、女佣和其他酒店员工被迫休假——尽管大多数甲型H1N1流感病例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和周围的郊区,远离这个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岸的旅游胜地。

同样,在2014-2015年西非抗击埃博拉的行动中,只有两家航空公司(布鲁塞尔航空公司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继续提供飞往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航班,然而,限制飞往该地区意味着限制了对该地区的援助,这既会加剧经济影响,又有可能使埃博拉危机恶化。

当这种可避免的经济影响变得无法控制或加剧时,应对流行病的行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成功的?正如一名消防队员所说:“遭遇过火灾的人将会刻骨铭心记住这一天,但是否有必要让他们遭遇那一天?成千上万美元的不必要损失毫无征兆地降临到他们的家庭。”

《国际卫生条例》(IHR)将全球196个国家联合起来,从法律层面共同致力于预防和应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优先考虑将公共卫生风险降至最低,同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没有什么比避免公共卫生风险更重要的事了,但是进一步致力于减少流行病的经济影响,不仅符合“国际卫生条例”,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协同合作的机会,使各方更好地参与进来,共同建立“预防、发现和应对疫情”的总体核心能力。

尽管利物浦拥有高效的消防队,但由于该市经常遭遇巨大的火灾损失,救助队才得以成立。由于每年发生近200起疫情,我们的“流行病消防队”未能避免通常可预测、可避免的经济代价,这既是我们面临的危险,也是我们错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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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yan Morhard,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健康及医疗保健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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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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