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了解当前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集体危机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才能够应对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不尽快制止、扭转目前愈加失控的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以及大范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全球经济将大受影响。

扼杀经济增长的并不是“拯救地球”的倡议。相反,持续加速破坏自然不仅会冲击全球经济,最终更会威胁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包括人类自身。

有关这一问题,几乎全球科学界已达成共识——并且,其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也已愈加明显。类似情况可以从过去的危机中也曾发生。在冷战高峰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在向他介绍核战对美元的潜在影响时,据报道,总统当时答道:“慢着,(核战后)我们要做的可不是重建美元。到那时候,我们得考虑的是怎么抓虫子饱腹。”

虽然气候变化似乎看上去遥遥无期,但从地质角度来看,它可能转瞬即发生。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我们需要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认清现实:如果这场危机无法避免,我们要担心的就远不止是经济增长问题了。

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关键职能部门激励措施极为短暂(尤其是企业与政府,前者聚焦季度利润,后者关注选举结果)、普通民众担忧生活生计——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拯救地球、重振经济,彻底摆脱我们所面临的长期危机?

我们该如何激励领导人,让他们为人类共同利益做长远打算,进而做出明智抉择?我们该如何教育、激励全球民众理解并加入这场苦战?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构想经济体系,以便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并让这种理念能够在民众中广泛传播,而不是造成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与不稳定?

简而言之,我们该如何保卫自己的未来?保卫地球的未来?

方法有三:

1)制定更广泛全面的指标,从而更好地阐释经济增长、扩大人类与环境的福祉。

2)鼓励所有经济参与者改变当前的创新途径;重视必要的环境转型,以此保护他们的核心商业模式。

3)远见卓识的领导既能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画新愿景,又能激发人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将GDP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有所不妥,其中存在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大多与GDP中缺乏环境指标有关,而这些环境指标正反映了关乎人类健康、粮食、用水安全以及经济的相关利益。

此外,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例如,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主要粮食作物依赖昆虫等动物授粉。全球粮食作物产量的5%-8%(年市值在235美元至5770亿美元之间)归功于自然授粉。然而,当前,授粉媒介正受到威胁,这将导致重大经济损失。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损害某些非正规但有价值的经济活动。例如,森林商用往往不利于开发非木材森林资源,如柴火以及一些传统食物等。在这种情况下,森林商用(如从传统形式转为森林木材采伐)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经过正规衡量后,可能不仅仅带来了社会不公、性别偏见,也对当地人民及社区有害,更有可能这种经济发展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发展是以失去非木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

另外,一些关键森林区域,如亚马逊流域等,其总价值还应将其作为碳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其影响远距离地区天气,造福当地农业等生产的作用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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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认识并利用生态创新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此外,生态创新还能保护环境,增进人类福祉。根据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7年报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GDs),可为四大核心经济领域,即粮食与农业、城市、能源与材料、人类健康与福祉,开辟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这些领域占实体经济的60%左右——这表明,探寻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

我们面前的道路并不会尽是坦途,我们也必定要付出代价。实现自然与地球的全球新协议、转向绿色经济需要我们摆脱当前的发展道路,为社会基础设施开发可行的替代方案。这需要远见卓识的领导、绿色创新的提出以及对短期影响进行补偿,特别要补偿那些从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中获益最多的人。

但是,这种经济转型并非没有先例。正如曾经从农耕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这种过渡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为适应新时代需要而进行的批量性的、逐步重新构想、构建社会。愿我们有力量、有智慧来应对这一挑战。

作者:Cristiana Pasca Palmer,《生物多样性公约》行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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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欣蕾

编辑: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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