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正在面临一个尴尬局面。一方面,“人口爆炸”让所有人忧心忡忡。从1850年的10亿到2018年的74亿人,“爆炸式”的增长是事实。另一方面,人口问题的侧重点在悄然转移。经历了上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暴增后,低生育率的潮流席卷全球。

虽然这或许对担心“人口爆炸”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低生育率又将给我们带来其他人口相关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综合联合国以及多个国家政府的人口数据,全球生育率持续降低。这一数字曾在1964年达到5.068的高峰,到2016年下降到2.439。人口学的普遍观点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对很多国家来说,且不提生育更替水平,要避免陷入生育率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都已经是很困难的任务。

全球生育率1960至2016
图片来源:The World Bank Open Data

为此,各国政府早已纷纷开始采取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你可能听说过诸如俄罗斯某个城市设立法定怀孕日的趣闻,但低生育率话题本身并不轻松,而是关系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存续的重中之重。

这个话题前段时间在中国引起了热议,导火索是《新华日报》于8月14日刊发的一篇署名文章。在这篇名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鼓励生育率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应对措施。其中,针对二胎的生育基金制度被人们传为“二胎税”,引起网民的激烈讨论。

该建议原文如下:“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对这条建议的各方激辩涉及到许多社会、家庭和职业层面的问题,文章作者也表示自己的观点被误读,在此不进行讨论。只是就建议本身而言,它实质上是一种惩罚性经济政策,与之前曾经引发热议的“单身税” 、“丁克税”类似,在韩国、日本和美国部分城市也有先例。

与之对应的是鼓励性经济政策,在生育率领域很常见。欧盟议会图书馆(Library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的一份文件为成员国提供了提高生育率的参考政策选项,包括:

物质奖励 简单直接的现金奖励就是其中一种手段,为的是补贴家长育儿的支出,比如出生奖励、育儿津贴等。间接的刺激手段则包括免税或抵税方法。

育儿假期 给与新生儿父母产假能够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育儿相关的琐事、恢复精力等,产假的长度以及父母产假的区别等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让父母获得相同时长产假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认可,因为这能够给父亲更多机会参与育儿努力,也有望避免女性因育儿在职场受到的歧视。

婴幼儿保育 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一些政府加大对婴幼儿保育的投入,比如对新生儿的照料、儿童保育的费用减免或全免等。

其他措施 有专家认为女性对在家庭和育儿中担负绝大部分责任感到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她们对于生育的决定,因此,推动社会整体的性别平等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可负担的住房计划对年轻夫妇来说是缓解他们育儿焦虑的一个重要方式。

不过,无论是采用惩罚性还是奖励性的角度,没有哪个政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生育率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性,需要找准问题才能够“对症下药”。

作者:Karen Liu,Formative Content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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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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