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一些动荡使得人们对国际体系的许多基本戒律提出质疑。一些政客在努力应对从经济危机到恐怖主义之类的全球危机与挑战时,更是像是要撕毁现有规则、从头开始。

但是政府企图通过削减长期建立的人权来寻求稳定的方式的方向是错误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更强有力的人权保障,而不是更无力的。

对人们来说,人权为自由与正义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框架。只有当人们真正面临被剥夺人权的危险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有多么关心人权问题。

不平等与不负责任的领导是人们对政府、机构和企业萌生大规模的愤怒和不信任的主要诱因。

人们受到伤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全世界的政府在保护经济权上的失败。政府在面对经济动荡时,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保证劳动权和人们基本的生活水平。
当分裂、寻找替罪羊这些意味着对人权的保障在削弱的政治言论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迹象表明人们对人权的重视。

难民

难民危机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如“我们是谁”的主要问题。十个仅占全球GDP不到2.5%的国家接纳了全球56%的难民,而占全球GDP一半的世界上最富有的6个国家却仅仅接纳了全球难民的6%。

我们正处于一个严重的不平衡的处境中,那些更有能力帮助难民的国家不断推卸责任,而让那些本身资源就匮乏的国家出手帮助难民。政府常常把公众的意见作为推卸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有寻求庇护的权利)的借口。

但是富裕国家的这些行为真的代表了民众的意见吗?并不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热情而开放的社会。一项全球调查向27000人提问,他们能够多大程度地接受难民,80%的人回答说他们愿意让难民进入自己的国家,十分之一的人们甚至愿意将他们带到自己家中。

三分之二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帮助难民。最友好的观点中有一部分来自于那些接受了大量难民的国家,比如德国、希腊和约旦。

人们真真正正关心着难民的权利问题。如果人们看到他们的政府在帮助和庇护难民方面有着一个伟大的、详细的计划,人们将会像两年前敞开自己的家门、敞开自己的心接纳难民的无数的希腊人一样愿意面对难民带来的挑战。

监控

人们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的隐私权,这一点自从2013年的关于监控的辩论以来十分显著。
当爱德华·斯诺登披露了规模庞大的侵入我们私人生活的政府监控之后,人们纷纷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当美国政府想要起诉斯诺登时,全世界的人们纷纷为他辩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今年一月他的任期结束前赦免斯诺登。
科技公司在为用户提升他们信息应用程序的隐私的保护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关于网络监控的辩论变得十分个人化,焦点在于公司应该提供多少服务通过终端到终端的加密来保证信息隐私。

这个世界需要人权

当人们将人权视作是个人层面的问题,人们将会认真地对待人权问题。
最关心人权的人是谁?是那些暗自与压抑的政府意见相左的人,他们的人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来提出警告,自1990年来,如今是在狱记者数量最多的时候。

这些对人权的危险变得如此的严重和广泛,以至于国际特赦组织计划组织一场游行,以提高人们对人权拥护者面临的威胁的认知。

同时,当政府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时,人们便会站起身来反抗。当人们看到其他人正需要帮助时,不论这些人是难民还是政治犯,他们的本能就是伸出援手。

国际特赦组织全球的支持者们已经在数十年的岁月中采取直接行动,以解放那些政府镇压下的牺牲品,并且常常带头向政府施加压力使之放过他们,其中就有学生活动人士,缅甸的Phyoe Phyoe Aung,或者称之为Albert Woodfox,他被单独监禁在路易斯安那达四十年之久。

一个没有人权的世界将会驶向一个错误的方向,那里有着更严重的冲突和镇压,更少的自由、正义和平等。对人权的重申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应当将之作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驱动因素之一。

历史告诉我们,随着社会建设而来的经济危机、仇外心理和不断高涨的社会愤怒是非常危险的。然而我们却可以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看到这些现象。

由于不平等的增长和技术的中端造成的自动化驱动结构性失业,政策制定者不断承受着潜在的不满的挑战,情况也在不断恶化。领导人们需要抓紧认真应对这些挑战。

人权不仅仅是面对政府的压迫时的保护,还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的重要基础。人权是联系各国人民的国际纽带的一部分。当政治家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惜挑起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而积极地按下分裂的按钮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权的团结的力量。

作者:Salil Shetty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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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胡静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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