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人们被全球化和自动化抛在身后而为民主的结构受到破坏担忧成为一种潮流。我认为这样的恐惧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这并非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它就产生了。我们那时未能认识到它并采取措施便是如今它演化为危机的原因。

从几十年来政策的失误中我们能得到教训吗?是的。我们能够吸取这些教训吗?也许并不能,尽管已有一些明显的相关迹象。解决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教训。英国脱欧投票以及其他地区民粹主义抬头的种种表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许多来自富裕的大城市的投票者发现了他们的一些同胞的想法有多么不同。生活在小城市、乡镇中的人们,他们周围的传统职业从上一代人起开始消失,并且没有以适当方式得到取代,整个社群从金融危机开始便经历了实际收入的停滞甚至下滑。

十年前,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解释道,民主需要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增进必需品之间的平等交换。当人们自身的生活提升,他们便会趋向于对其他人的生活质量快速提升抱有希望。然而,如果情况相反,并且他们预想到他们的孩子未来的生活甚至更糟糕,那么对于那些生活得较好的人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怨恨。

在过去的至少三十年中,由于自动化和全球化使工业开始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整个布局都在变动,正如经济在全面增长。而这在极大程度上仅由决策者所了解。

现有数据可以使我们警觉正在酝酿之中而无人希望会发生的危机。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花费很大笔墨用数据清晰地阐释了多少人在全球化中受到损害。但他所做的只是开始这种对话,我们仍需要颁布认真的应对政策。现在开始做我们本应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事情还不算太晚,并且需要更加注重区域性的政策。我将三个主要元素定义如下:

基础设施

大城市将继续是经济增长最好的孵化器,因为有越多的人聚集起来,他们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人就越容易。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连接小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其天然的劣势。这个建议意味着使高速宽带连接变得通用,但也意味着需要更便捷的交通比如高速铁路,因为虚拟和实体的交流传播应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替代。

教育

我对于如何教育孩子应对他们毕业踏入社会时全世界技术发展的状况没有专业的了解,但我很肯定我们现在正走入歧路。大多数学校仍模仿工厂那样让学生使用昂贵而不是很好的计算机。

一项重大的、经过很多讨论的进步便是教授更多编程——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具备相应技能的教师。另一项进步则是帮助儿童培养机器远不能掌握的人类技能,比如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出的创造性。

权力移交

每个地区产生的工作岗位都是不同的,所需要的教育也是不同的,这决定了最终优先考虑的一件事:给予当地政府更多权力。如果教育政策由远在别处的另一个城市的机关制定,则不能合理地使学生具备适应当地经济的技能。

这对于其他领域的政策也是一样的。去年的选举带来的清晰的教训便是有许多人缺乏动力。他们看到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是由与他们不同的人做出的,是在中央银行、跨国公司的会议室或繁荣的都会城市做出的,看起来与他们所处的内陆地区毫无关联。在英国公投期间引起最多共鸣的口号是“夺回控制权”的许诺。如果正在破坏民主的是人们与权力分离的感觉,那么解决方法则是寻找重新赋予人们权力的方法。

公有投资和政治愿景

所有的方案都是知易行难。资源需要认真地重新定向来在此前落后的地区内或城镇内创造机会——高质量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成本不菲。另外,一部分主动权把握在公有投资手中,因为公共资本是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唯一能够使用的资本。

一些人由于近来的财政危机而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比起资源来说这更是一个政治愿景的问题。严肃地对企业和富人停止税收减免,那么便有了用于投资的钱。技术上的改变也产生了一些改善其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机会。如果我们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明智地进行管理,那么它会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有一些试探性的信号,至少在英国出现了这样的信号,即政治家们开始了解这种态势。“工业政策”反复被提及是令人鼓舞的。一个新的缩写正在流行,即“JAMs”(just about managing),这听起来有些粗野,但至少有助于提出这个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对未来感觉悲观,那么本来在控制范围内的危机则会很快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已经不能把政策的修正拖延到几十年以后了。

作者:Diane Coyle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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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 徐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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