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时,现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但当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溢流影响,使得其最终成为了现代历史中事实上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

因为担心无法判断经济有无增长、增长程度如何,美国参议院在1932年责成商务部“汇报美国全国总收入的估计值”。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受命统计数据,并最终在1934年1月4日,向全世界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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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首页 图像来源:社会进步组织(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GDP通过展现全国的总生产值,简明的反映了一国经济的年度增速。这一增速用一个附加指标描述的话,叫做“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GDP本身易于计算,却可能招致误读或误判;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就曾指出过GDP作为统计数据的局限性。然而大众对这种警告通常视而不见,将原本用来衡量宏观经济活动的GDP当成了国家财富的衡量标准。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GDP被广泛宣传和应用是有原因的。最简单的答案来自于所谓的“代理两难”困境:代理人(agent)为委托人(principal)做出决策时,因为有时代理人并非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所以产生了利益冲突。这种困境经常出现在商业领域,然而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中也时有发生,例如作为代理人的政治家、和作为委托人的选民等等。

了解这一困境,有助我们理解激励的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喜欢用GDP作为标准。因为它简单、持续增长、以激励为基础的特性,与增长的假说紧密结合,自然就成为了衡量“代理”行为的一种标准。

上文所述的不仅是GDP的明确的局限性,也揭示了GDP最重要的特性:对短时间内价值的评估。因此,短期主义和GDP的紧密联系,成为了让GDP作为衡量标准得以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原因。然而原因还不只如此。

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的“倒U曲线理论”认为,GDP在展现有朝一日经济繁荣的收益时,让短期内的自然资源退化变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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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U曲线”示意图

虽然我们在此不展开探讨这种关系背后的含义,但GDP已经成为了吸引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远后果的人的评判指标。

GDP遇上SPI

当我们意识到GDP的历史思维和无意识的短板之后,跳出GDP评价的局限、转向更加综合性的社会评价标准,如今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间对GDP的系统性应用,已经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包括环境灾难、气候变化等未曾预料到的副作用已经达到了新的历史高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评价机制上也开展一场革命性突破。

社会进步指数(SPI)正是如今逐渐受到热捧的替代方案之一。这一指数的来源更加看重社会整体框架的评价。我们希望SPI能够和GDP一道,成为追求包容性增长的评价工具。这将是历史遗产与未来需求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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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慈铭(Terence Tse是ESCP欧洲商学院伦敦校区金融学副教授;马克·埃斯波西托(Mark Esposito是哈佛大学拓展学校教授。

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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