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必须重建其服务于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需求的作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众多政策和监管干预措施,能够通过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督,减低其危险程度,从而有所助益。然而,也可能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提到,2008年后的措施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源,并可能通过削弱贷款和长期投资等谨慎措施,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许多人对此类意见不以为然,视之为自私自利的表现,但这些担忧不无可取之处。一些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而一些迫切需求的干预措施却根本没出现。

五大“预警信号”直指金融危机后持续存在和新涌现的各种问题:

1.许多金融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却失之效率。虽然受到货币政策的驱动,受到旨在遏制非流动性资产冒险之规定及技术驱动贸易模式兴起的鼓励,但荒谬的是,尽管利率处于历史低点,这些流动资金根本无法进入具有盈利潜力的长期投资。

2.金融体系持续脆弱。究其原因,部分在于政策和监管措施的非预期影响,例如为债务而非权益,创造顺周期性和税务优惠的政策和措施的影响。

3.维持有效监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金融监管的数量庞大及复杂性,其中尤以后者为甚。

4.发展中经济体日益发现金融新常态的负面因素。。“耐心的”全球流动资本已愈加稀缺和昂贵,其部分原因在于新监管法规的限制;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全球需求低迷的经济夹击中。

5.2008年后的修复议程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脱节。最为严重的是,对短期流动同质资产尤其是主权债券的偏好意味着,金融体系不断将一系列社会问题外化,如自然环境的恶化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性的不稳定效应。高水平的公共债务与财政空间的缺乏意味着,从现在到2030年间,公共投资无法满足全球高达9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环境制约使得这一公式愈加复杂,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必须做到低碳,具备气候适应能力且用欧自然资源效率。部分现存有形资产,如煤炭资源,必须重新估值,因为如果要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保持在国际商定的2度以下,这些有形资产均将不能使用。煤炭必须被快速取代,退出能源结构,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并降低空气污染的公共健康成本及更广泛的经济成本。其中,后者占据近一半的全球能源补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2015年的全球能源补贴为5.3万亿美元。

此类可能造成不稳定性的外部因素大大超出2008年后政策和监管框架的范围。此类鼓励高流动性和短视效应的标准,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潜在、长期不稳定效应,其影响终将体现在金融体系上。宏观审慎工具仍局限于中期的时间跨度,尤其是信贷周期的长度,根本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审慎工具必须进行调整,以设法解决不稳定性而非延长时间跨度的世俗因素。这应成为20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优先事项,以反思各国央行应如何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对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环境压力测试,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实践活动,已有部分国家开始探讨如何将之扩展为习惯规范。

此五大“预警信号”及其后果表明,尚有许多工作亟需开展。然而,今后的行动却无须依靠短期危机的爆发和“指责文化”来驱动。全球的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以及金融机构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专业人士,应携手合作,共同设计和建设一个为21世纪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


作者:Simon Zadek(西蒙·扎德克),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之“探寻”项目副主任;Christian Thimann(克里斯蒂安·提曼),是安盛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兼集团战略、可持续发展与公共事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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