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部分富裕国家都存在几百万“工作的穷人”,工作收入无法让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因此必须领国家补贴的人。这些补贴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发放。

这一思想由来已久。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就实行了“斯宾汉兰”(Speenhamland)制度,这是一种户外救济(outdoor relief),旨在抵消面包涨价的影响。1795年,斯宾汉兰(位于伯克夏的一个村庄)当局批准了一项根据资产状况调查发放的按比例工资补贴方案。家庭所获补贴额根据孩子数量和面包价格的不同而不同。

但该机制受到了批评,被认为这让雇主支付低于生存水平线的工资,因为纳税人会补偿差额。1834年,斯宾汉兰制度被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取代,新济贫法规定救济只限于救济院,并且需要满足非常苛刻的条件以迫使人们回到劳动力市场。

接着,在二十世纪,斯宾汉兰原则复兴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自由市场自由派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2年,弗里德曼提出实施一种“负所得税”,收入低于一定阈值的人从政府获得补偿性收入而无需为缴纳所得税。他的思想是让人们不再去领救济而是回去工作。该思想在美国和英国分别以“劳动所得税抵扣”(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和“工作家庭税收减免”(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的形式实施。

与此同时,人们还采取措施通过设立最低工资法提高劳动所得。但最低工资从未达到“过活所得”下限,因此也从未很好地降低工资补贴规模。

2008年,大约550万英国工作家庭获得税收减免,包括工作和儿童减免、住房补贴和地税补贴。紧缩政策将这一人群的数量减少到430万。2012年英国工作家庭数为1,140万户,因此这意味着有令人吃惊的38%的家庭无法获得“过活工资”。或者,换句话说,市场出清工资水平无法为38%的工作家庭提供过活所得。他们是“工作的穷人”。

在7月8日的预算公告中,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提出要在未来四年削减120英镑福利支出,作为其削减赤字计划的一部分。其中90亿英镑将来自工作家庭税收补贴削减。

为了抵消这一削减的影响,奥斯本计划将同期最低工资从时薪6.50英镑提高到9英镑。这一提薪的成本将由雇主而非公家承担,因此税收减免和福利的净削减等于是国库的净增加。财政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IFS)的分析认为,国库将节约120亿英镑,而提高最低工资所导致的薪酬总增量仅为40亿英镑。IFS主管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说:“投入新最低工资的钱远远无法达到能够用现金补偿人们税收减免损失的程度。”

但即使最低工资提高到足以抵消取消税收减免的影响的程度,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从纳税人头上转嫁到雇主头上也是错误的战略。原因在于,对许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是一个日薄西山的收入源。

毕竟,一个关于我们放心依赖什么的预言说,自动化将进军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领域。最高有50%的现有工作可能在未来20年内告急。能否找到足够多的新岗位替代他们,或者,仅仅为了向人类提供工资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而继续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是否值得追求,这个问题还不好说。

随着机器人日益取代人类劳动,人类需要取代劳动所得的收入源。税收减免指向替代性所得,而提高最低工资的指向与此正好相反,让所得更加依赖于工作。

简言之,如果奥斯本认真对待其为所有人提供“过活所得”的承诺,他就应该致力于推广独立于就业市场的“基本”或“公民”所得。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向所有公民提供无条件税收减免,该政策可以随着工作收入的逐渐下降而建立起来。

长期以来,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家都在鼓吹实施基本所得机制。但该思想永远面临着两个局限:社会太穷,负担不起这样的机制;并且这样的机制会鼓励人不去工作。

第一个局限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发达经济体,而第二个局限无关紧要,因为目标不是激励人们去工作,而是让人们可以脱离工作生活。无条件基本所得能够让兼职工作成为许多目前必须在无法过活的工资水平上从事全职工作的人的一种可能。而所有工人都可以开始获得做出关于工作多少、在什么环境下工作的选择的自由。这一自由如今为大量资本所有者所独有。


作者:Robert Skidelsky ,是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名誉教授,英国上议院议员。

原文刊载于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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